七

    记者问吴象：“您如何评价1982年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改革？”

    “那个时期中国农村改革的特点是由‘不许’变为‘不要’，再变为‘有条件的允许’，进而终于‘完全放开’，这样一步步松绑。五个‘一号文件’没有公开否定人民公社，但实际上，每次开会制定文件，都在消除左的影响，解除人民公社体制束缚农民的枷锁。”吴象回答。

    “从人民公社体制到恢复农民家庭经营，历史绕了一个大圈，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吴象说，“其实这是螺旋形地上升了一个层次，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对原来僵化的农业经济体制实行了自我完善，使之变为新型的农业体制，使亿万农民通过承包掌握了自主权，得到了实惠，得到了自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中国经济也由此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的局面。”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的重点开始转向城市。但吴象仍然关注着农民的命运，思考着农村的问题。他的思考和关注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位参与了中国农村改革全过程的老人，其观点与从前一样锋利：“初期的农村改革，是历史，又不是历史，因为相去不远，我们应该回顾这一时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中国人太不接受教训了。无论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现在的改革时期，都是农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农问题现在很严重，怎么解决？过去的经验教训要考虑，根本原因就是歧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这个问题太大了。”吴象说。

    （本文部分史料借鉴吴象先生有关著作，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