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年底，一直批判资本主义的山西省昔阳县也实行了包产到户。

    消息传到北京，刚刚赋闲、住在北京复兴门外22号楼的陈永贵忧心忡忡。他发出这样的疑问：“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

    出乎他的意料，大寨的绝大多数群众表示愿意干。他们说：“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

    25年后的今天，当时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如今85岁的吴象，向记者谈起自己从昔阳到凤阳、从山西到安徽、从安徽到北京的个人历史。事实上，他也是在描绘着这个国家一段重大的历史变迁。

    “1982年是大包干总进军的一年。”吴象说。而这一“总进军”的到来，是一个极为复杂、曲折的过程，它在这位见证者的心中，蕴积了众多值得珍视的细节。

    一

    吴象祖籍安徽休宁，生于一个徽商家庭。

    “七七事变”后的那一年，16岁的吴象矢志抗日救国，一路向北，来到陕西，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他来到太行山区，从此与山西结下不解之缘，先在八路军野战部队做宣教工作，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1948年秋，太原解放，吴象没有回《人民日报》，留在山西筹办《山西日报》。

    1963年，已经担任《山西日报》总编辑的吴象，目睹了山西昔阳大寨成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典型的全过程，并为宣传这个典型出过力。但是他没有想到，因为毛泽东的看重，大寨从此与中国农业的命运胶着了近20年，他个人的命运也与这个晋中小山村发生了密切关系。

    “大寨一共十个小村，七十八户，那个地方净是山坡，七梁八坡，条件比较困难，但是他们经过治理，增产了。山西晋中地委把它树成一个模范，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很重视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前，陶鲁笳到火车上向毛主席汇报。当时选出的典型啊，工业是大庆，农业呢，有两三个地方，比较之后，最后选了大寨。因为它是山区，因为穷，好像更有代表意义。”

    在吴象看来，大寨作为一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范，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毛主席看重以后呢，慢慢地就有人把大寨人为地拔高了，不说它是一个山区生产的榜样，而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典型，那它就不是一个生产典型，而是一个政治典型，大寨也就以继续革命的红旗自居。”

    1964年，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作大寨事迹报告，从此拉开全国学大寨的序幕。几乎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0年间，由于不惜代价地追求政治目标，维持所谓的“大好形势”，农业、农村、农民所遭受的严重损失，自不待言。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仍有人秉持“两个凡是”的信条，继续在千差万别的中国农村中大搞“普及大寨县”运动。水分越来越大，浮夸越来越严重。1977年，联合国粮食考察团到昔阳考察，听说昔阳的皋落大队搞得好，就要求去皋落考察。皋落粮仓有10万斤玉米，但颗粒小，不中看，就连夜从公社粮仓借200袋玉米送到皋落充数，而把原来的10万斤玉米说成是饲料。

    两次见过毛主席的吴象，对领袖亲自制定的“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宗旨从不怀疑，但他却指出了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结果被关进“牛棚”，成了“走资派”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