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陪同万里在安徽考察的日子，吴象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穷”的背后是一个“左”字。

    在万里主持下制定的“省委六条”，中心内容就是以生产为宗旨，提出要给生产队充分的自主权。

    “以生产为中心，就把许多干部吓了一跳，说生产怎么成了中心？”吴象回忆说。当时省委机关议论纷纷，有些人就说，万里来了以后是干得很好，但是省委在大方向上有问题。还有人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才三年，就把社会主义的江山糟蹋了！”

    在内部的压力之外，还有来自上面的压力。吴象记得，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曾经说，“省委六条”是“条条都在否定大寨”。而面对种种纠缠与重重阻力，万里重视实践、讲求变通的做法，让吴象记忆格外深刻。

    1978年3月召开了一个普及大寨县的座谈会，是李先念主持的。按规格要省委第一书记去，万里不去，而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参加，而且嘱咐他：你去开会，带耳朵，别说话，反大寨咱们不敢，学大寨我们实在学不起，听了回来也不用传达，我们还按我们的“六条”办。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但一时无法触及农业根深蒂固的弊病。会议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仍然坚持“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这时候万里很强硬，他说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不是照抄它的字句。”吴象说。

    不久，《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署名为“张浩”的读者来信，在根据国务院一位领导的批示而写成的编者按中，对当时的包产到组等农业政策提出了责难。因为一个编者按，这封普通的来信在很多地方引起了思想混乱。“万里听到广播，赶紧给各个地委打电话，气愤地说：不要听那一套，对生产负责的是你县委，对农民秋天以后生活负责的是县委。如果这个变了，影响了生产，农民没有饭吃，《人民日报》给不给他开饭？是跟你县委算账，还是跟《人民日报》要饭吃？”

    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曾经用“一场拔河比赛”来概括1979年至1980年年初的形势：“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

    1980年年初，万里从北京带回新的消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将原来农业政策中“不许包产到户”中的“不许”改为“不要”。一字之差，却为中国农村改革之路打开了一扇门。在万里主持的省委扩大会上，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终于说出了小岗村的秘密。

    会议一结束，吴象就陪同万里奔赴小岗。万里见到农户家家储存着数千斤粮食，不由赞道：“这回讨饭庄不再饿肚子了！”

    吴象回忆：“老百姓说，能不能让我们搞三年啊？万里说我批准你搞五年，如果吃官司，我给你打官司去。老百姓要送他花生，说以前想送也没有，现在非要送不行。万里穿着军大衣，口袋里装的都是花生。回来开常委会的时候，他把花生放在桌上说，这些是包产到户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