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向体育界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攻击，咄咄逼人，毫不留情：体育的功能被颠倒了，还有什么积极意义？金牌的背后是什么？靠一支没有多少文化的队伍，怎么去实现体育强国之梦？高尚的体育竞赛何以变得如此低俗？绝大多数人只有“看”的机会，却无“干”的场合，金牌的意义何在？当我们为金牌而欢呼的时候，可曾有人想过另一批“国宝”——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

    奥运期间，一家媒体开设《奥运金牌猜猜猜》栏目，但几乎没有人猜中。最后，得大奖的是北京一个工人，只有他猜到中国能得四五块金牌。记者采访他，问：你怎么知道只有四五块？他说，因为看了《强国梦》以后，觉得是这样。

    一

    1988年元旦前，山西青年作家赵瑜揣着一部报告文学手稿来到北京。那是中国报告文学的黄金年代，“问题报告文学”成为主流，刘宾雁、苏晓康名噪一时。偏居晋东南上党地区文联的赵瑜，此前写过《中国的要害》、《但悲不见九州同》等多部长篇报告文学，时称“晋军猛将异峰突起”。

    但这一次，33岁的赵瑜带来的是一部截然不同的作品。它即将在中国引起的轰动和争议，与《河殇》带来的冲击不相上下。这是一部讨论中国体育的作品，与此前盛行的“冠军文学”大唱反调，它的主要内容，与《河殇》那个著名的开头颇有渊源：“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儿都跳、都哭。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连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

    赵瑜找到了《当代》杂志社。《当代》杂志主编、副主编与其主办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集体拍板，决定尽早刊登，同时预案三条以防不测：第一，如果国家体委方面打电话就《强国梦》质询，可回以“这是文艺界的事，体育界最好不要干预”；第二，若“上面”有人以个人意见打招呼批评，不予理睬，但记录在案；若“上面”正式以组织名义批评，则集体承担责任。

    对《当代》来说，这是一个颇为不易的决定。很多年以后，当赵瑜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反复叮嘱我要在文章中提及这些人的名字，以表感谢，比如章仲锷，比如刘茵，等等。当时，他们异常兴奋却又如履薄冰，整个稿子的审议、编辑、印刷，都处在一种保密状态中，以致到1988年4月《当代》（季刊）在当年的第二期推出《强国梦》之前，国家体委一直被蒙在鼓里。

    《强国梦》一出，天下哗然，体育界首当其冲。据香港《大公报》1988年12月4日报道，当时正在天津比赛的八一体工队队员，闻讯排队抢购《当代》杂志；北京体育学院墙报登出《强国梦》摘要，校内大量复印《强国梦》原文。《新华文摘》、《光明日报》等三十多家报刊进行转载或介绍，广播电台予以连播。中国作家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强国梦》单行本，而且把《当代》杂志删去的两万余字补回，一次就印了15万册。在其封面登出的数十字摘要中，“中国体育的误区”等字眼赫然在目。

    《强国梦》横空出世，体育主管部门极为紧张。事实上，《强国梦》不仅仅是向国家体委的工作挑刺儿，更要命的是，它“泄露”了中国体育史上的诸多疑案与秘密，如乒乓名将韩玉珍在日本比赛期间的自伤问题、中国现役国手服用兴奋剂问题、职业运动队的性质问题，等等。赵瑜是谁？何以如此知根知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