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凝结《改革总体方案》

    1992年3月20日，我飞回北京召开了中国足协副处级以上的干部会议，部署召开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的有关事宜，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准备会议的文件。

    经过反复的研究，此次会议应有《中国足协工作报告》（以下称《工作报告》）、《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称《改革总体方案》）等22个文件，涵盖管理体制、训练、竞赛、外事、培训、宣传、财务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文件是《工作报告》和《改革总体方案》，这是此次工作会议的主题，更是中国足球今后发展的方向和路线。起草好这两个带有纲领性的文件是至关重要的，也有相当的难度。

    《工作报告》的三大部分中，对中国足球和中国足协的评价最为敏感，也是新闻记者捕捉的热点。《改革总体方案》的关键是走不走职业化的道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职业足球我们能不能借用？从足球先进国家的经验来看，足球走职业化的道路是大势所趋，也是目前提高我国足球竞技水平最好的方法和措施。

    我请杨秀武协助我写《工作报告》。杨秀武在国家队任领队时，我是队员，那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为人谦和，有文采，经常给报社撰写文章。他对中国足协的工作很了解，又是前任秘书长，可以掌握好尺度。由他来协助我起草《工作报告》是适宜的。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想把《改革总体方案》交给马克坚起草，但我犹豫了，在其余20个文件中，技术部要完成12个文件，占总文件的半数以上。而这12个文件中，主要文件都需要马克坚来起草。我想这个《改革总体方案》还是由我自己动手为好。

    这一年我刚刚43周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干起工作来近乎疯狂。我查阅了所有的文件、书籍、讲话，走访了足球圈内外百余人，听取了各种意见与建议。最后的结论是这样的：对中国足球和中国足协的评价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历史、客观、全面地给予评价；对走不走职业化道路的问题，我认为，先看走职业化改革这条路对不对，应该不应该，再看在我国走这条路可能性大不大，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个人甘当铺路石。

    我为什么执意要走职业化的道路呢？难道我不知道走这条路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吗？

    首先，是政治上的风险。足球职业化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人们将怀疑我把中国足球引向资本主义的深渊。经历数次政治运动的我，深知一旦扣上这顶帽子将意味着什么。

    其次，是充当足球界的“叛逆者”。所谓的职业化足球，就是要实现足球界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在足球市场创造价值，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运动员将与俱乐部签订合同，教练员需要聘用，大批的外国球员和教练员将抢占我国足球的领地，足球队将从“体委”的多年管理下脱离出去。在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的重大变化中，我势必成为众矢之的。

    其三，是俱乐部领导层的不满。凡是搞职业俱乐部体制的国家，俱乐部无一例外地要求与足协分权，当我国职业俱乐部羽翼丰满时，也会走同样的道路。可以预见俱乐部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要先于足球领导和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在发展明显不平衡的时候，俱乐部的要求一旦不能满足，必然产生极端不满的情绪，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有的甚至是极其激烈的。

    其四，是足球的上帝——观众（球迷）希望有新的变化，更希望在变化中不断地发展。而足球新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是需要时间的，其中还会出现曲折，一些不法分子还会破坏这种进程而使自己在足球市场上得到好处。当观众（球迷）最基本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反击的矛头指向管理者是正常的选择。

    万事开头难。任何人都十分清楚，创业时所遭遇的困难总是较多，而且也极易失败。足球的职业化道路更是如此，尤其是职业联赛与国家队的训练、比赛在时间上容易发生矛盾与冲突，如果解决不好，将影响国家队的训练与比赛，导致国家队成绩不佳。球迷们能原谅你一次两次，绝不会原谅你第三次。

    既然有这么大的风险，为什么偏要坚持走这条路呢？

    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职业足球已经风靡世界足坛，有些足球强国职业足球的历史已有百年，职业足球对提高竞技水平的显著作用早已被世界足球强国所认可。中国足球要不断进步，跳出现在徘徊不前的状态，必须走职业化的道路。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足球已经搞了40年，在我这一任，矛盾与问题的积累已经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仍延续过去的管理方法显然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只有寻找新的管理模式。职业化是目前最好的方法，其具体方法与措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足球界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与问题。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准备，22个文件都已经就绪。厚厚的一摞文件凝聚着中国足协工作人员的心血，一旦国家体委批准这些文件，那将是中国足球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宝贵文献，它将指导一个人口大国的足球运动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