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

    国家体委顺利地通过了《改革总体方案》和其他21个文件，并决定把中国足球的改革作为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使我更坚定了足球改革的决心。一方面，足球改革的作用升级，必将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对于足球改革的领导者来讲非常有利；另一方面，改革的压力加大了，整体改革必须慎重行事、周密部署，不允许出现原则性失误。对于我来讲，这种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尽管风险极大，但从不服输的性格决定了我仍然冒着风险前进。

    为什么把足球的改革作为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一时间，在群众中尤其在国家体委干部中引起了争论。为了统一干部的认识，伍绍祖在国家体委委务会上做了详细的说明：

    第一，足球运动是群众喜爱、全民关注的项目。李铁映同志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足球必须搞上去，这是全国人民的期望，是体委和足球界的艰巨的、光荣的历史性任务。足球体制必须改革。足球的训练方法、竞赛制度、人才培养、管理方法，要按小平同志对教育指示的‘三个方向’的精神来改革。第二，足球这个项目目前没有什么精神负担了，一穷二白。我不可能拿乒乓球、游泳做试验。第三，20世纪90年代国家体委除抓申办奥运会、抓体委系统加速改革开放外，还要抓一些重要项目，特别是足球，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群众能看到是一步一步地在前进。第四，足球涉及面较广，改革的代表性比较强，可以做一个试点，起带头作用，以摸索改革的经验。失败了再重来，这样的损失是局部的。第五，现在足球改革的外部环境很好。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给了我们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以前提职业化、俱乐部，会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现在可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1992年6月22～27日，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北京红山口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行业体协和足球重点地区的代表98人参加了会议，部分城市主管体育工作的副市长或秘书长应邀出席了会议。

    此次会议共有三项内容：一是中央首长会见会议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二是在足球体制和内部机制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三是选举新一届中国足球协会领导班子。

    为了使此次足球工作会议的会场布置更有足球气息，有人建议把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的旗帜并列在主席台上，成为主席台的布景。我和杨秀武、孙宝荣认真地研究了一下，认为这种提议很有创意，同意这样布置。但这种做法引起了一些争论，一些省市足协主席认为应该悬挂五星红旗作为主席台的背景。由此我预感到，这次会议对要讨论的内容必定会产生激烈的争论。

    果然，22日上午听完我做的《工作报告》后，下午的分组会便出现了激烈争论。南方各省市足协秘书长认为，中国足球发展到今天，必须要进行全面的改革，认为《工作报告》的内容、改革的措施与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可以尝试的。而大多数地方协会的领导人则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不适合走职业化的道路，现在门票才两三角钱一张，观众寥寥无几，如果提高到5元、10元甚至20元还会有观众吗？再有，这么高的价格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体育在我国是福利事业的根本宗旨了吗？把专业队变成俱乐部，把俱乐部变成独立的经济实体，改变目前专业队的性质，是不是脱离了体委的领导？足球由谁来领导？让企业及其老板们管理足球，行吗？他们懂吗？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运动员，都拱手交给他们？太不现实了，培养费怎么付？人事关系怎么转？工资、待遇怎么办？电视转播权归足协所有，电视台是国家办的，能与足协签合同吗？……

    分组讨论争论得异常激烈，每个人都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并竭力向大家表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第二天中午讨论结束时，大多数代表尽管也同意中国足球进行改革，但对职业化的改革，尤其是对改革后大权旁落感到茫然，持怀疑态度，不敢轻易迈出一步。

    6月24日17时30分～18时30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各市政府领导和省、区、市体委主任。大家刚落座，他便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召开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是决定我国足球事业能否兴旺发达的一个关键会议。今天到会的都是中国足球界的精英、领导和关心足球事业的一些地方政府干部，希望大家敞开讲。”

    会场安静下来，更确切地讲是沉默了两分钟。显然，大家还没有准备好，不知从何谈起。几个省市体委主任互相递了一下眼色，异口同声地说：“马主任，你先讲。”这可能是体委主任们不成文的规矩，凡事先请北京市先讲，一是北京离中央最近，信息灵，政策掌握得好，二是马贵田主任年龄大，大家都尊重他。

    马主任没有推辞，他谈了自己的心情，谈了自己对这次足球工作会议的感触，谈了自己拥护足球改革等。

    当他谈到在中国建立足球俱乐部要根据各省市的物质条件逐步进行时，李铁映说：“建立足球俱乐部制度是与国际足球接轨的大胆尝试。我们办足球俱乐部，要讲物质条件、技术水平。一下到不了位，但体制上能不能一步到位呢？请你们足球界研究一下。职业化问题，全国两千多名足球运动员一下都职业化，也不可能，但是有没有可能一个队或者一些人先职业化？足球彩票不是已经发行了吗？可以大胆地尝试。”

    所有的人都没有讲话，他们认真地记录着、思索着。

    当马主任谈到成立足球俱乐部体制后与现行的专业队体制关系如何处理时，李铁映明确指出：“一个落后的足球水平怎么体现足球事业的客观规律？袁伟民是取得‘三连冠’的教练，排球理论应该从他们的实践中产生，从实践中总结与概括。那么谁代表着当今世界足球发展的规律呢？几个主要的世界强队，或者说是几个长期驰骋世界的‘霸主’，几个足球大国的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这里就有一个大胆地实践、借鉴，甚至直接学习国外足球运动的先进经验的问题。不要先立框框，要让大家去闯一闯。”

    马主任又继续讲下去，当他谈完目前我国足球运动员训练作风、比赛作风、生活作风很不理想后，李铁映讲：“这次足球会议叫‘红山口会议’，能不能成为我国足球事业上的转折呢？那就看足球界的努力了。现在解决足球问题，首先是要解决足球界的思想认识问题，思想不上台阶，工作就上不了台阶。我认为，中国足球界从思想观点到各项制度，要有大的改革，没有大动作不会有大进步。解放思想，建立新的国际水平的足球体制，用10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把我国足球事业搞上去，这是足球界光荣的历史任务，没有后退的余地。这既是民心所向，也是党和政府对足球界提出的历史性任务。”

    当夜召开的座谈会上，代表发言十分踊跃，一致拥护李铁映的讲话精神，并因此认为《改革总体方案》和《工作报告》可以再大胆地做一些修改，并希望国家体委以“红头文件”的方式下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体委，以便认真贯彻执行。

    6月27日，伍绍祖、袁伟民分别在会议上讲话。他们详细阐述了我国足球运动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要把足球改革作为体育工作改革的突破口，明确提出足球改革的方向和必须注意的问题，对中国足球协会的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最终，与会全体人员在足球改革的方向、目标、步骤、体制、机制转换、整顿及加强管理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会议通过由我代表中国足协所做的《工作报告》，原则上同意了《改革总体方案》。经过民主协商，经国家体委批准，确定了以袁伟民为主席，王俊生、许放、孙宝荣为专职副主席的足协新一届领导班子。

    至此，被业内外人士称为中国足球“遵义会议”的红山口会议闭幕。与此同时，中国足球新的“长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