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鏖战正酣。在东欧集团缺席的情况下，中国体育代表团节节胜利，金牌数量几乎每天都在增加，国内一派欢欣鼓舞的气象。

    一天，还在师专读书的赵瑜到当地的白求恩医院看病，只见众多病人由亲友搀扶着呆立在医院里，而门诊室内竟空无一人。医生到哪里去了？正疑惑间，突然鞭炮声大作，医护人员聚在一起雀跃欢呼，人丛中打出了“热烈庆祝中国女排三连冠”的巨大横幅。

    眼前这一群喜笑颜开、置本职工作于不顾的“白大褂”，与病人们苍白、痛苦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偶然的一幕让赵瑜开始心生疑虑：体育在这些医生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的位置？在其他人的心目中又是什么样的位置？体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他开始搜集、查证资料，结果吃了一惊：据统计，中国有3亿体育人口，但每年到医院看病者达25亿人次。这个更为巨大的反差，让他焦虑不安，哀其不幸，如鲠在喉。

    3年后，已经担任晋东南地区文联秘书长的赵瑜，终于开始写作《强国梦》。从1987年的秋天开始，他到北京走访了许多运动队、运动员、教练员，用了3个月的时间，写出了9万字的初稿。他知道自己触及的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题材，于是又花了一个多月反复斟酌，才赶赴北京，敲开《当代》杂志社的大门。

    赵瑜住进一家招待所修改稿件，元旦也没回山西。恰巧，电视片《河殇》剧组也住在这里。赵瑜熟识苏晓康，就把《强国梦》底稿给苏晓康看。当时苏晓康正为电视片的开场白劳神，几经易稿不能满意，看到《强国梦》，突然一拍大腿：开场白有了！这就是《河殇》那个著名开头的由来。

    与《河殇》一样，《强国梦》也被认为是问题报告文学崛起的产物。它全方位地触及了体育界的问题与矛盾，诸如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的本末倒置、狭隘民族主义的膨胀、运动员当官与失业的两极分化、一条龙体制的弊端、教练员和运动员文化素质低下、运动员爱情被压抑、比赛中作弊现象层出不穷等。它将体育与政治、文化联系起来思考，强调人在体育中应有的位置，揭示、批判了金牌战略对人的压迫和异化。

    他发出了体育必须改革的呐喊：“让我们承认危机吧！大国的体育有危机。”

    在对体育的一片颂扬声中，在体育凯歌高奏之时，《强国梦》兜头一盆凉水，大胆否定“上边”的既定方针，尖锐批评那些“为国争光”者的价值理念，实为大逆不道。但在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上海《文汇报》等均全面肯定《强国梦》，认为这是“一曲冷峻的体育之歌”，是“真正体育精神的高扬”，是对体育文学的历史性突破。在中国，这是极为罕见的。

    1988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称，“当广大群众体育运动长久被忽视，被置于一侧，而我们的体育运动时常忙于各种赛事，围绕金牌不惜一切的努力被人们认识之后，‘当代中国体育的误区’显然就无法抹去了”，“唯有更新思维和切实的改革才能使这种‘误区’得以缩小以至消失”，“赵瑜以其卓识和胆魄在‘强国梦’正酣之时发出的这种诫语，正是报国至诚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