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急于想躲避媒体和学术界对他自己积累财富的批评。在1889年6月的劳埃德·斯蒂芬斯·布赖斯的《北美评论》中发表了一篇大标题为《财富》的文章后，卡内基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公众。在对财富和积累进行辩护的基础上，该文还提出了给予的主题，并做出了三种主要捐赠方法的结论：家族遗产、弥留之际的公共捐赠以及一生之中积极进行的慈善事业。卡内基将前两种看作是个人的大事记，而支持第三种。同时，正如1868年清单中反映出来的那样，卡内基还建立了一系列新目标：

    1.建立一所大学；

    2.建立免费图书馆；

    3.至少建立一所医院、医学校、实验室或者是其他任何致力于减轻人类苦难的医学机构；

    4.建立公园；

    5.建立适合音乐会或者是各类会议的大礼堂；

    6.建立公共游泳池；

    7.为教堂提供永久性建筑。

    在理解卡内基对财富方面的想法时，《财富》这篇关键性文章十分有用，而卡内基的研究者则认为该文章的内容十分特殊，并且与卡内基童年时期从贫困中学到的东西是完全相抵触的。卡内基说：“财富如果能够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么比起将这些钱分成小部分送给人们来说，它在提升民族竞争力方面的力量要更大一些。”因此，卡内基提升了其祖父和叔叔一直抱怨的、其父母一直苦苦为之挣扎的低收入。卡内基认为，任何多余的财富或者是利润都不应该花在提高工资上，而是应该用于对整个社会有用的方面。因此，卡内基更加聪明地使用了这些财富，而不是简单地把大量资金用于支付工人的工资上。这篇文章的另一个主题是帮助那些自助的人，摒弃乞讨的想法。卡内基对慷慨给予大量工资而促进个人生活的提高方面没有任何兴趣，但他在提供公共捐赠从而促进诸如教育和艺术等公共利益方面十分感兴趣。他最后用了一句人们日后最为著名的引用结束了这篇文章：“那些去世时仍然富裕的人是可耻的。”

    编辑艾伦·桑代克·赖斯认为《财富》这篇文章是卡内基“所发表过的最优秀的文章”0。那时，《北美评论》在那些对美国时事感兴趣的人中有很大的发行量和影响力，这篇文章使卡内基有了更广泛的公众接触机会。格拉德斯通对这篇文章赞誉有加，并且询问卡内基是否介意将它重新在《佩尔美尔街日报》上发表一次。后来这篇文章以《财富的真理》为题目出现在了《佩尔美尔街日报》上，卡内基对这个题目的修改表示赞同，后来该文章一直就以这个名称闻名于世了，文章很快便以标价为一便士的小册子的形式在美国和英国出版。1890年11月，格拉德斯通在《十九世纪》上发表了自己有关财富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大部分内容都响应了卡内基的想法。

    成千上万的读者都对卡内基在文章中的这句话给予了关注：“那些去世时仍然富裕的人是可耻的。”人们死后把钱留给亲人继续生活下去有什么错吗？卡内基的邮箱里塞满了这类问题的信件，卡内基解释说，他的意思是那些把钱带到坟墓里去的人是可耻的。后来，他在一封信中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当我写《财富的真理》这篇文章时，我的确想到的是那些“百万富翁阶级”，那些如范德比尔特、斯坦福、普拉特兄弟、塞奇先生、康奈尔的捐资者以及那些善于运用却很少有能力聚集大量财富的人。在我看来，阿斯特先生死后将150000000美元留给一个人是可耻的，特别是在阿斯特图书馆急需一大笔资金购买书籍从而不损害自己世界一流图书馆的地位时……我认为，如果一个40岁的人把50000美元积极地投资在生意上，那么他就没有多余的钱致力于任何公共用途。然而，在他知识范围内的灾难的个人事例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却安慰了他。而到了60岁时，如果还有300000~400000美元，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在60岁时，或在这之前，人应该完全从商场上退出。在遵循自己的道德指示为家人安排好开销之后，人就应该考虑他只是多余的钱的保管人了。

    卡内基收到了成千上万份的评论，但随着文章越来越广泛的流传，批评声也渐渐出现，有些人甚至将这篇文章称为“圣安德鲁的真理”，很多批评者的一个长期以来的观点就是卡内基显然忽略了低工资的问题而去支持公共慈善。威廉·朱伊特·塔克就是呼声最高的批评家之一，他后来成为位于新汉普郡汉诺威的达特茅斯学院的校长，该学院建立于1769年，后来发展成为自由艺术教育基地。塔克嘲笑了卡内基有关财富将不可避免地聚集在企业家周围的论断，并就“坐在一堆金钱大山上的大亨不可避免的是金钱分配的最好管理者”这一论断提出质疑。“比起让慈善来做审判，”塔克咆哮道，“我无法想象出更大的错误。”卡内基的这篇文章，加上1886—1899年间在《世纪杂志》和《苏格兰领导者》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结集在一起，在1900年由纽约世纪公司出版成为一本名为《财富的真理》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