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被奴役的生活意味着抵抗、团结及由此而来的折磨和希望，只是，伤痛一直还在，不管他们的未来在何处重新开始，那些处于恢复期的人们最多只能怀着淡淡的乐观。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这本书里找不到太多成功和解放的喜悦。

　　1945年，我还是一个刚从集中营回来的孩子，有人给了我一本民间故事集。我至今还记得这第一份礼物，它那厚厚的绿色封皮，那种文字的魔力：文字真是奇迹。但一直到后来，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我才发现文字也是一种对抗或保护人性的武器。

　　就像我在写作其他书，尤其是《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时一样，我在写这些随笔时，经常会思考通过变形而得以成形的过程，思考个人理想和被西蒙娜R26;薇依比喻成“大野兽”的社会强加于人的令人窒息的压力之间的冲突。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封锁的社会和一盘散沙的民众共同维护着一个由私人和国有牢房组成的大监狱，看守牢房的不仅有狱卒，还有自己的同伴：一个仁慈而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残忍办法。

　　我可以想象那些像傻瓜奥古斯特一样被骗人的承诺牵着鼻子的人在社会中所经历的一切，尤其是那些艺术家，他们是擅长幻想的专家。

　　但是，在极权统治下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控制力无处不在，它的邪恶之力导致了致命的社会疾病。这样的社会并不像其领袖或他们的反对者所认为的那样庞大坚实，相反，这样的社会充满了歧义、欺骗、假面和谎言。只有马戏团主人和驯兽师相信恫吓的绝对威力和虚假奖赏的迷惑作用。如果极权主义的悲剧不会被忘却，极权主义的喜剧也同样不会被忘却——它们是无法分开的。作为那个极端社会里的极端因子，作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所面临绝境的一种象征。

　　如果幸存者要保持良知，他不能任由自己耽于幻想或夸大自己的痛苦。作为作家这样的幸存者，他应该最清楚，艺术这种游戏从来只有直面“大野兽”而无法驯服它。法国作家福楼拜把自己比做“江湖骗子”一点不是造作之语：作家力所能及的报复只能是在他的小说里戏讽他的敌人。

　　于巴德学院

　　199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