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一位庄重高贵的太太，但事实上十分矮小，不满5英尺高。

　　我们夏天到英国去的旅行是以后许多年中兴旺和幸福的顶点。我们回美国不久，祖父格劳斯鲍姆在伦敦去世。噩耗是通过电报突然传来的。我记得父亲读到电报，立即嚎啕大哭起来。我更清楚地记得他坐在一张低椅子里，脚斜搁在凳子上，穿着一套旧西装，袖口有意开衩，纽扣也扯掉了。这是我们称之为“默坐”的东正教传统的一部分——悼念已故祖父的一种隆重仪式。

　　50年后，我才知道祖父去世的一些戏剧性细节。我与索尔叔叔在伦敦散步，他在旁德街和摄政街之间的一个拐角上停下来，说：“这里就是祖父活着时我们开店的地方。”然后他告诉我，祖父有一个他所信赖的经理，后来他发现这个经理从店里偷走了大笔金钱。祖父扬言要把他送交警察处理，但是这个经理拔出左轮手枪喊道：“无论怎样我的一生给毁掉了，如果我杀死你，然后被吊死，再糟也不过如此了。你是一个虔诚的、上帝害怕的犹太人。如果你手按在《圣经》上对我庄严发誓，不把我的偷窃行为告诉任何人，我就饶你的命！”祖父发了誓，这个人因此未被枪决。但是大笔金钱损失和生命受到威胁的双重打击损害了老格劳斯鲍姆的健康，使他在数个月后轻而易举地成为肺炎的牺牲品。

　　我称他“老格劳斯鲍姆”，因为他是一个有11位尚健在的儿子和无数孙子孙女的大家庭之长。他在一张大照片里的形象活在我的记忆里——他正直、爽朗、留灰黑胡子、戴室内小帽，神情严肃，目光中闪烁出一丝宗教的狂热。年轻时，我听到许多关于他对宗教极其虔诚的故事。那些故事特别强调在他住房隔壁有一间学习室，学者和信徒上那里做祷告和研究。很久以后，我的叔叔及其儿子讲给我听的故事却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强调在祖父家里受到的培育严格得人人感到压抑，而且他绝对禁止他们参加各种娱乐或世俗的活动，甚至严格禁止吹口哨。然而这位蓄须的可尊敬的老人仅仅56岁就过世了。

　　在之前的一次旅行中，我的父亲携带了一架新发明的留声机，他在祖父家底层客厅里向弟弟妹妹们展示，可他放的唱片竟然只有口哨声，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这时祖父从楼上书房里冲了出来，喊道：“谁敢在楼下吹口哨？”我的父亲一边笑一边大声回答：“爸爸，不是我们，是唱片。下楼来听听我的新唱机吧！”在我的叔叔威尔叙述事情的原委后，祖父没说一句话就回书房去了。毕竟他不能和全家的“财神爷”对立。

　　我记得我们在第128号街上那幢住房里的一架唱机。那年准是1900年。我对唱机喇叭的印象特别深，因为它比我还大。唱片摆放在蜡盘上，和以后口述录音机所用的蜡盘很相似。每张唱片在开始时总要宣布选曲和艺术家的名字，并且像唱凯歌一般加上一句：“由爱迪生公司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