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女教师把我们带回伊曼纽尔叔叔家去进午餐。路上她说了些宽慰我们的话，我幼稚得信以为真。所以当我的表姐埃塞尔（当时15岁）焦急地问情况将会怎么样时，我勇敢地回答父亲正在复元。她放心了一些，但仍半信半疑地大声问：“那么他不会死了吗？”我说：“当然不会啦。”但我的哥哥们出奇地保持沉默。然后维克多——我们的“坏”兄长，同时是我们当中最坦率流露感情的一个——找到一本经书，眼泪似断线珍珠一般在脸上流淌，开始结结巴巴地背诵希伯来祷文。

　　我们又返回自己的公寓等候。最后门打开了，有人领着母亲进来。她令人怜悯地哭泣着。一见到我们惊骇的脸，她大声哭了起来：“可怜的孩子啊，你们全成为孤儿了！”

　　我猜想这时我们也开始哭了，因为我已年龄不小，不会不懂得从此以后一切都将改观，不会像以前一样幸福了。后来我在白天的幻想中多次摆脱掉这种悲哀的时刻。我总是想像自己奔到母亲身边，抱住她喊道：“不，妈妈，我们不是孤儿，我们还有你呢。”

　　父亲安葬在长岛的华盛顿公墓里，当时人们觉得这是个十分遥远的地方。我记得我们乘坐四轮马车跟在柩车后面，在棺材放入墓地后，在坟墓上掷下一些泥土。还记得那天寒冷刺骨，我们在公墓外面的一个地方停留，吃些东西，喝点热饮料。第二年我又去了华盛顿公墓，举行墓碑落成仪式。我家的亲密朋友、律师和演说家亚历山大·罗森塔尔在仪式上讲了话。他把我们父亲的一生比作屹立在他的墓地上的石碑。石碑的正面铭刻着纪念文字，很光洁，已经完工，背面则很粗糙，尚未完工。这样可表示父亲在35岁就过早地去世，只走完人生一半的路程。充满了希望的下半生现在命中注定永远得不到发展了。在场的许多人都哭了。哭得最响的是一群专业哭丧者——他们都是老人，经常到公墓来，强行参加每一个葬礼或追悼会，捶胸顿足，呼天号地，仅仅是为了赚一些小钱。

　　25年后，对我父亲的葬礼几乎已经淡忘的记忆不可避免地重新恢复了。这时我已快到父亲死时的那个年龄，自己也当了父亲，有了一个8岁的男孩，即我最喜欢的第一个孩子艾萨克·牛顿，是以他从未见过的祖父的名字命名的。但是这一次我的这个儿子躺在棺材里，泪流满面的父母把最后一撮土撒到他的小坟墓上。

　　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内心世界有何影响？当然我的心灵受到了难以想像的巨大创伤。心理学家使我确信我已失去了获得安全保障和正常发展的基本条件——这种经历不会不对我的性格产生十分有害的影响。然而我得坦率地承认，在自我反省中我没有发现这种令人不安的后果。我们并不怀念从未实际拥有过的东西；也许，父亲长期缺乏对我们事务的过问以及由此使我们缺乏对他的亲切感，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他的死对三个儿子的影响。另一方面，我童年时代的特殊性格是不大被重大的灾难压倒我，反而是家庭关系中的小问题（后来是精神病）使我不堪重负。在我看来，利昂、维克多和我一定感到要表现得像理查德·休斯理查德·休斯（1900—197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牙买加的大风》、儿童读物《蜘蛛的宫殿》、广播剧《危险》等。——译者的经典作品《天真无邪的航程》中那帮孩子一样。当他们的一个领袖由于意外事故去世时，他的名字一夜之间在别人的谈话和意识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