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家里的黄油都很小心——母亲从来不许我们在面包上同时涂黄油和果酱——因为我们吃的都是价格昂贵的甜黄油。咸黄油对别人来说是够好的了，但却从不合母亲的口味。她的另一个奢侈享受是在浆果和其他菜肴中加红糖。她把红糖贮存在水晶容器内，为了满足她那苛求的口味，她总是在红糖里加上真正的黑香草豆。她还喜欢在面包奶酪上加细香葱，这些葱种在厨房窗台上的一个小盒里。

　　母亲的思想活跃，但是谈不上深刻。她使自己有兴趣值得一谈的话题显得十分重要，从而使她的谈话水平大大高于她的女友。年轻时，她受过很好的教育（对19世纪80年代华沙的一个姑娘来说，她受的教育是很好的），读过诗歌和优秀小说，能相当熟练地使用几种语言。但深思熟虑不是她的特长。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越来越不想看严肃的读物了。但她仍十分注重学习和研究。她的忠告——即使不是她自己的榜样——一直不断鼓舞和激励我积极开动脑筋。

　　母亲的牌瘾很大。她总是为赢钱而打牌，但是下注从不高得变成真正的赌博。幼年时母亲向我们传授了玩韦斯特、皮诺克尔以及其他牌戏的奥秘。母亲很喜欢和我们一起打牌，并在打牌时教我们计算牌点的方法。她常说打牌是她唯一能够比我们做得好的事情，同时她从自己的牌技高人一筹中获得了真正的快乐。她喜欢引用一位著名的法国人——大概是拉罗什富科拉罗什富科（La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伦理学家，著有《箴言录》5卷。——译者吧——对一位不打牌的人所说的话：“孤独的老年就要来到，你怎么办呢，我的朋友！”这句话对我的母亲特别适用（她只有靠打牌消磨时光），要和妇女们闲谈几分钟她都忍受不了。

　　母亲放手让我们去面对男青年活动中的风险。不管体育运动有多大危险性，她从不建议我们不要参加。我们常常身上带着乌青块和内伤回到家里。尽管恰如其分地表示同情，她不止一次地说腿上划破的伤口会自己愈合，而撕坏了的裤子则需要修补或花钱，这种话使我们惊讶不已。

　　她也努力培养我们的勇气。在我们开办客栈的日子里，母亲睡在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我和她合睡一张很大的双人床（我和她睡觉和醒来的时间完全不同，所以我不记得有什么隐私问题或因这种安排而造成的拘谨）。有一个晚上——也许晚上两三点钟——她把我从酣睡中叫醒，说她听到屋子里有不寻常的响声，说不定是窃贼闯进来了。接着，她以一种平淡呆板的声调宣称我们得到屋里各处走走看看，因为她有心事，一直没睡着过。她点亮了汽油灯，我们两个开始巡查房间。如果我们果真发现了窃贼，我一点不知道怎么办。我怕得要死，但是我不好意思在母亲面前流露出害怕的神情。结果没有发现什么贼，我们就回房去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