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很高兴与儿子住在一起，但她很不喜欢与别人一起住。她觉得与其弟莫里斯一家合住的几年太令人讨厌了。莫里斯舅舅聪明过人，但是脾气坏，专横。他的第一个妻子伊娃舅妈温柔、仁慈、无能，动辄受到他的责备和尖锐的讽刺，却毫无怨言。牌桌上舅舅许多次训斥舅妈打牌打得愚蠢时，我们正好在场。她努力说明自己做得对，但他更加凶狠地抨击她，弄得她失声痛哭。然后母亲会站到伊娃的一边保护她，姐姐和弟弟之间的争论继续不断，语言突然从英语改为波兰语，这样我们小孩就听不懂了（数年后，萨杜的戏剧《桑吉夫人》中的一场对话使我回想起这一切，在剧中拿破仑和他的姐妹大吵时，突然从法语改用科西嘉意大利语。在莫里斯舅舅身上有许多拿破仑的特征——如身材矮小，明显的大腹便便等）。母亲及其儿子都住在弟弟家里，忍受着他的凌人盛气，但她敢于站到弟媳妇的一边，显示出相当大的勇气。

　　1917年，我结婚后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母亲与我和我的妻子住在一起。鉴于常见的原因，这种安排的结果很不好。一年后，条件有了可能，她才拥有自己的公寓，独自居住，直到26年后去世为止。她不接受我们的建议：与她的许多老朋友中的一个合住一套房间。在这些朋友中不乏寡妇，可以从中挑选一个作伴。当然，我们关心的是母亲年事日高，可能遭到意外事故或生病。母亲的身体是“脆弱”的，中年时患过心脏病和胃病。医生嘱咐她严格控制饮食，她几乎完全不予理会，说什么以放弃大多数使生活变得有价值的东西为代价来延长生命是毫无意义的。尽管明显地忽视自己的健康，但她从来没有生过真正严重的疾病。那些年她都独立生活，只有几天由于身体不舒服才需要别人的帮助。

　　母亲的独立性、勇气和很深的牌瘾都是她逝世的部分原因。1944年10月的一个晚上，她在西端大道一个朋友的家里玩皮诺克尔牌。半夜过后，她独自回家，路上碰到了一个窃贼，抢夺她的手提包。在医院里，她告诉我们，她不肯交出这只包。窃贼狠狠地打她，把包强抢过去，逃之夭夭。她的头骨破裂，第二天就死了。皮夹子里大约只有3美元。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母亲总是担心强盗对她的儿子行凶。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有人在拦劫中被杀害的新闻时，她要我们许诺，如果遭到拦劫一定不能抵抗，而应立即悉数交出。当然她知道这么办也是她应遵循的唯一明智的方针。然而当她真的面对抢夺她财物的罪犯时，竟拒不顺从——即使身边只有3美元。她是出于本能地进行抵抗，正如一生中她曾抵制过不正义和不公平一样。从当时的环境来看，母亲的死是不幸的，但是我想在她的心目中不是一个悲剧。她个人害怕的一件事决不是突然死亡，而是病魔缠身或年老无助。这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她总算逃过了。我相信，为了她自己，同时归根结蒂是为了亲人，母亲宁可选择暴死，也不愿长年累月遭受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