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诞生61年后，在一次去伦敦的短暂旅行中，我渴望重新踏上出生地。我把记得的地址阿伯丁路14号告诉出租汽车司机，经过不少周折，好不容易才在伦敦北部找到这条偏僻的街道。我跨出车来——正如人们从伦敦老式的出租汽车窄窄的踏阶上跨下来那样——心跳有点快，径自朝着14号走去。原来它是一排邋遢的两层瓦房中的一幢，这些房屋显然都是工人居住的。我家房子的外表对我的自负是个打击。因为从家庭传统来看，我们处在舒适的环境中，雇佣得起几个仆人——每人1英镑工资——而且我们住在舒适的带有一座美丽花园的房子里。后来我才发现自己把14号与我们曾有几个夏天在布莱顿剑桥路上住过的一幢房屋混淆在一起了。所以，在没有发觉这个差错之前，我很失望。第二年我的表兄威尔弗雷德带给我一张于1956年发现的照片，一张拍下了我住过的第一幢房子的真正原照。这幢房子的结构并没有什么气派，但它有三层楼和一扇很大的凸窗。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这种房子是显示资产阶级体面的最适当的样板。1960年我访问了这幢房子，发觉它位于十字路口，房子虽小，却令人悦目。房子后面还延伸出去一座小花园，多年来一直保养得很好。这座花园似乎比我7岁时最后一次在里面玩耍时宽敞一些。

　　维克多比利昂晚生14个月，我比维克多晚生13个月。年龄上的接近使我这个最年幼的孩子常常感到十分困窘。但是从务实的角度看，好处却不少，因为大人便于对我们一起进行培养。例如，我们三人同时从家庭女教师那里学了一点法语。我仍保持着一封4岁时用法文写给爸爸妈妈的信，当时我们离家在外旅游。法文是写在用尺仔细划出的线条上，搞得十分漂亮——事实上，搞得太漂亮了，除了小男孩手写的字外，连我自己也怀疑其余这一切必定是女教师的杰作。

　　这些年里，我家是否雇过一个以上家庭教师，我已记不清了。除了讲究伙食的奇怪习惯外，她（或他们）没有留给我什么印象。我们常将家里自制的巧克力饼当点心——那是一种嵌满了妙不可言的掼奶油的美味松饼（不是现在那种指形小松饼）。我仍回想得起家庭女教师把尤尼达牌饼干纸盒裁开，将一张张硬板纸组合成许多个可以盛装糖果的纸筒。

　　在我出生时，我家已经开始了一系列以后又继续许多年的迁移。我的哥哥出生在英格兰的伯明翰，在那里，父亲和祖父从奥地利和德国进口瓷器和古玩小摆设。在维克多出世后不久，这家企业和一些直系亲属的家庭搬到伦敦。一年后又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计划在美国开设一家分公司，要我父亲——他在一大批兄弟中排行第二——去经营。因此在1895年某个时候，我还不满1周岁，全家5个人乘船前往纽约。我们坐的是二等舱，到达美国后，政府的一名医生漫不经心地检查了我们的身体，放我们走下跳板，踏上新国家的土地。不需要填写什么表格或办理其他移民手续。那些四等舱（即统舱）的乘客才需要在纽约港的艾利斯岛上办这些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