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最后一次看到美国小孩玩“抓猫”游戏以来已经过了许多年。然而今年（1967年）在访问亚速尔群岛的圣马里亚小岛时，我发现一群小孩正在玩同样的游戏，好像时钟倒拨了半个世纪。我要求看看那根大棒，他们好奇地把棒交给我，可我再也打不动猫了。我给了年龄最大的一个孩子20埃斯库多，去买糖果分给大家吃。他们至少都很高兴。

　　有一次，我无意中使母亲受了一次大惊吓。在做游戏时，我发现自己站在街中央，有轨电车从两边开来，把铃摇得震天响。不知是出于虚张声势，还是孤立无援，我挺直身体站在轨道之间的狭窄过道上。有轨电车拼命摇着铃相互对开过去。人们看不到被电车挡住视线的我——这个场面正对着我家的窗户，偏偏母亲恰巧向窗外张望，把她吓得要死。当两辆电车交叉离去后，我向母亲若无其事地招手，但母亲似乎惊吓过度，说不出话来。其实当电车可怕地驶近我时，我自己也是忐忑不安，六神无主。

　　穿过楼梯平台，二楼住着另一家房客弗米利一家。他们有一个与我同年龄的男孩约瑟夫和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孩黑兹尔。我们4个小孩与他们通情达理地友好相处，但不可能真正亲密无间，因为我们的宗教信仰不同。这个问题在我们之间表现得不明显，而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约束着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大人在客厅里见面时，彼此都彬彬有礼地谈话，虽然住得近在咫尺，但在三年生活中相互从不跨进对方的门槛——除了我们搬走以前一两个月的一次例外。弗米利家邀请我的母亲、莫里斯舅舅、伊娃舅妈上他们家去喝茶。回来后，莫里斯舅舅说，他们确实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可惜在我家快要离开时两家才相互了解。弗米利家的这一次好客是不是因为隔壁犹太人邻居即将搬走了呢？

　　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拔拳动武就是与年幼时的约瑟夫·弗米利打架。我不记得是如何打起来的，但是我俩正在家门前的街道上，我的哥哥、表弟洛和其他小孩团团围着，怂恿我们进行较量。对峙可能持续了一两分钟，我们用力挥拳出击，但也许一拳也没有打下去。大人来了，打架就停止了，我们两个11岁的孩子松了口气，而观众却觉得大倒胃口。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如何能做到避免打架的呢？令我自豪的是这不是因为我逆来顺受，或被赶出争斗之外，或乞求饶恕。那是由于我生性极其温和，从来不挑起事端。但是为什么别人避免向我挑战呢？事实也许是我一生都很幸运，其次可能的解释是，在我的童年——好打架的时期——我几乎总是与年龄和身材都比我大的孩子在一起，大孩子和小孩子打架是违背年轻人要有骑士风度的原则的（“为什么你不与和你同样大小的孩子打？”这是在场的人总要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第三个解释是——听起来有点高深莫测——我的某种气质保护我不会碰到别人的敌对行动。几乎人人喜欢我，甚至庇护我，他们觉得我确实不属于那帮淘气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