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朋友是我家马路对面一个裁缝的儿子，名叫卡夫曼。他常在自己店铺橱窗上贴一两张关于附近戏院最近或将要举办的演出广告。因此他得到两张免费入场券。好几次，小卡夫曼邀请我与他一起去看星期六的日戏，因此看戏成了我生活中的大事。但是当家里大人知道我和裁缝的儿子交往时，他们有点皱眉头。虽然我的家庭不大买得起贵的东西，可是嫌贫爱富的情绪总是那么强烈。

　　还有一个故弄玄虚、十分富裕的男孩——我哥哥维克多的朋友——常常到我们公寓来玩。他有一个继父——在我们眼里简直是一头奇怪的动物——而且口袋里总是装着许多硬币。我记得他坐在床上或椅子里，把一大把硬币掷向空中，撒落在房内地板上，脸上流露出恩赐的神情，喊着：“抢吧！抢吧！”我们三个男孩伸出双手，跪在他的面前，尽快把这些恼人的硬币拾拢来——钱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有一天他给我讲孩子怎么出生的；他敞开衬衫，给我们看肚脐以下一大块地方，他说母亲就是打开这块肚皮，让孩子出生的（按他私下所说，所有孩子都是像尤利乌斯·凯撒一样诞生的）。这个家伙——我已忘记他的名字——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过很大的冒险。他告诉我们，每一个圣诞节，纽约市民主党的坦慕尼协会在托尼·帕斯特戏院（就在14号街坦慕尼协会总部的隔壁）为穷苦儿童举办庆祝会，把一棵大圣诞树上的玩具分送给每一个参加者。他说可以为我们三个人弄到入场券。但是母亲会允许我们去参加盛大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吗？当时和以前，所有犹太人惯常都是怀着不满和害怕而不是妒羡的心情看待圣诞节的。可是母亲竟然极其宽容，我们获准去了！关于这次圣诞庆祝会，我清楚地记得的一个重要时刻是我们在戏台前走过，索取挂在巨大的圣诞树上或放在树下的一件玩具。我拿到了一个“灵活的飞鸟”牌小雪橇——这是我做梦都未想到的意外收获。

　　唉！命中注定我不能长久享受这件极好的礼物。1月份下起第一场大雪时，我带着小雪橇到莫宁赛德公园附近长长的滑雪道去。滑雪道从莫宁赛德高地很高的地方开始向西伸展——大约在113号街——然后突然左拐到110号街，转向下面的莫宁赛德车道，然后再朝左急转弯，到达地面的一个街区。

　　滑了几圈后，身后一辆坐着六个大人的长雪橇撞倒了我。我肯定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知觉。当我苏醒时，似乎没有任何人关注我，我的小雪橇也无影无踪，虽然我在山坡上爬上爬下无数次拼命地找，可是再也没有看到它。我回到家里时，几乎已泪流满面了。

　　除了圣诞节——当时花钱比现在少——还有三个节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个是7月4日独立日。这一天人们欢乐地不断喧闹，频频开枪，为此甚至有人伤亡。黎明时我们被街道上左轮玩具手枪断断续续的射击声惊醒。每个够格的青年都有一把22毫米口径或比较显眼的32毫米口径的小手枪，还有大量空壳子弹供节庆使用（有些傻瓜吹嘘他们发射的全是真子弹）。到了下午，街道上到处是子弹壳，一片杂乱，我们在街道上尽量捡弹壳，口袋里能装多少就捡多少（捡弹壳做什么？我记得把一只弹壳夹在两个手指的指关节之间，然后适当地对着弹壳吹，可以产生极响的哨声）。年龄太小的孩子不能用左轮手枪，就用盖帽玩具手枪（有的枪帽里藏有很多火药）。他们还有各种爆竹，包括中国制造、称为鞭炮的100响小炮仗串。这些小炮仗捆在一起出售，只要1分钱。通常炮仗串作为一个单位燃放，可以显示一下放炮仗者的勇敢。但是对于必须掰着手指花钱的人来说——即对利昂、维克多和本尼来说——他们会把1英寸长的鞭炮从一串上拆下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一个个地燃放。有一种我们喜爱的玩法是用旧报纸制作一个小盒子，把点燃的爆竹塞入盒内，把盒子掷出窗外或者从屋顶上掷出去。那种爆炸声是十分扣人心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