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和以后的年月里，我生活中的主要兴趣是做家庭作业。我是一个好学生，为了学到知识而在读书上全身心投入，并且怀有取得突出成绩的勃勃雄心。家庭作业量很大，但是我做得很快，而且利用了各种零星时间。母亲常常夸张地说，她不明白我如何会得到这么好的成绩，因为从表面上看，我总是在做除了家庭作业以外的事情——通常在读一些并不要求读的书。

　　当我在校第6年的时候，纽约市各学校发生了一件称之为“马克斯韦尔考试”的重大事件。这些学校的总监是一个叫做马克斯韦尔博士的可怕家伙，他宣称他不满意纽约市学校的教学水平和学术能力。他亲自出了一系列英语和数学试卷，要让每个小学生做。各个年级的考题都极难，打分也很严格。我很失望地获悉自己的英语成绩才68分，但成绩第二名的孩子只得了42分，我的分数看起来仍比较突出。然而数学考试中发生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在正面黑板上写着5道题目，看来并不难，我很快做完交卷，走出教室，这时其他人还在考试。后来著名的伯京斯博士——第十公立小学无数毕业生都记得他——把我叫进校长办公室去。

　　他说：“本尼，你怎么搞的，为什么不答最后两道题呢？”你可能猜得到其中的原委。第6题和第7题竟写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我未看到，也没听到教师讲。我圆满地回答了前5道题，所以得了70分——这是我校最好的成绩了。伯京斯博士遗憾地摇着头对我说：“要是你把另外两道题也答了，本来会使你自己以及我们学校出名的。”

　　当我进入第十公立学校7A级“分科制班”时，我的学校生活真正变得津津有味了。不过我体面地升入这个班级的第一天却根本不体面。学期开始后不久，我突然从6B级提升到7A级（每年分成两个不同的级别）。由于这是我第四次跳级，刚刚10岁，校长助理领着我和其他几个孩子到新的班级去。这个班40多个小学生全是男孩，他们看了我一眼，就爆发出哄堂大笑。在这些12岁的男孩中，我没有像他们一样穿着诺福克套装，而仍旧穿着象征小男孩的水手式连衣裤。他们把我看成某种怪物，我也开始极其不喜欢自己的模样。当天下午我在家里大吵大闹，搞得母亲无可奈何地带我到第125号街科克服装店，给我买了第一套诺福克套装。

　　我的堂兄路易斯·格劳斯鲍姆——大家都叫他路易——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而且大部分是有益的影响。他是我大伯伯的第二个儿子，和我的哥哥利昂同龄。我从未碰到过像他那样出类拔萃、多才多艺的人。一方面，他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在希腊语、拉丁语和数学方面卓有成就，获得过金额很高的普利策奖学金，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工程学院得过许多奖。按照我的不高的标准，他还是一个体育运动能手，而当时勤学苦读的人往往体质衰弱。最使大家惊讶的是，他似乎擅长经商。起初，清晨他在自己所住的麦迪逊大道送面包赚点钱。后来他给西第5大道或东派克大道有钱人家的孩子当家庭教师。在我幼稚和不切实际的心目中，他似乎什么事都懂——包括对女孩子也十分了解，而女孩子对我来说长时间里仍像是一本没有涉猎过的书。作为我们一帮人的天生领袖，他发现到波罗地体育馆和高地人（后来改名为美国佬）体育馆去销售“棒球通讯牌”是一次发财的机会。这副牌设计得像精美的风景明信片，并有一长串打开的连环条幅，印着棒球队每个队员的照片，还有棒球比赛日程表和记分卡，使得通讯内容更加完整。每卖掉一副牌，我们可获利2美分。我记得，平均每个工作日，每个人大约可赚20美分。在周末同一棒球队一天举行两场比赛的日子，则可赚1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