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期望在美国永久居住。也许他没有这样的打算，因为我们在私人家里住宿搭伙，而不是自己建造一幢住房。我知道父亲因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很自豪，他持有英国国籍一直到死。在那些日子里，英国人特别不愿意改变对英国的效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其余人才成为美国公民。

　　小时候，我是个非常爱国的英国人，在我看来，英国人在每个方面都明显地胜人一筹，所以对他提出任何挑战都是荒谬的。不用说，我发现新的环境对我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美国十分看不起英国，我从他们对英国的不断批评和嘲笑中感受到这一点。英国人的风度和抱负、英国人的口音、英国人的衣着，在美国环境中都被认为是荒唐可笑的。

　　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迈尔斯一家——就在公园大道外第60号街上——由1个守寡的母亲及4个儿子和女儿组成。事实上所有孩子都住在家里，显然他们不想结婚搬出去。这幢屋怎么能使我们大家都住得很舒服，我一无所知。但是我记得迈尔斯一家对我们非常和蔼可亲，特别是对我这个男孩钟爱有加。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毫不留情地嘲笑我的英国人习性。有一次争吵起源于美国杯快艇赛，自然我毫不迟疑地相信托马斯·利普顿爵士的“三叶苜蓿号”一定会获胜。可是结果这艘快艇没有凯旋而归，我因受到嘲弄感到十分难过。

　　后来我上学了，我发现我的亲英偏见与同学的反英情绪发生对抗。他们总是唇枪舌剑，重新与我打一场独立战争，把乔治·华盛顿同乔治三世进行对比——大多数时候都是后者居下风——甚至坚持认为他们也打赢了那场意义模棱两可的1812年战争。许多年里，我说话带着明显的英国口音，因为我的家庭自然带着英国口音到美国来，在我学说话时用英国口音教我。所以在学校里，我一说“咖啡”或“狗”，总会受到嘲讽和模仿。但是令人高兴的是，到10岁时，我已几乎没有一点英国腔了。

　　我们三个男孩有一张很大的照片，那是我2岁时在纽约的里奇菲尔德喷泉拍的。它印过几张与肖像画一样尺寸的放大照片，在以后的岁月里挂在各个房间的墙壁上。照片上，我们三个男孩由大到小、从左到右排列，一个男孩的大草帽边沿与另一个的紧紧贴在一起。我们的头发个个又长又卷曲，身着白色水手装，系黑色绸领带，脚穿白短袜和黑色漆皮单扣鞋。但是我感到屈辱和不幸！我不像哥哥们那样穿小短裤，而是不得不穿短裙。在遥远的过去，还没达到自控程度的小男孩，都是按这个习惯穿着的。穿短裙使保姆容易给小孩换尿布。至于这种习惯对小孩的影响和孩子们的反应，父母亲是不大在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