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7岁时，父母带我和利昂到英国去过夏天（当时维克多显得有点调皮捣蛋，大家认为最好送他到戴维森博士在宾夕法尼亚州科尔鲍举办的夏令营去加强纪律性）。虽然这是我们的一次兴奋难忘的经历，但我想不起父亲是否和我们待在一起。显然他只把我们送到英国，后来又接我们回去，这中间的几个星期，他在美国的某个地方进行拍卖销售活动。只有一件他参与过的事还留在我的记忆里，而这件事使我很不痛快。归途中，我成了乘客的宠儿。他们喜欢说服我——其实我一点不需要别人的劝说——站在他们面前，头抬得高高的，小心翼翼地背诵《啊，船长，我的船长》这首诗。在到达港口的前两个晚上，按传统惯例，乘客和船员要宴请船长，并开展文娱活动。别人对我说，鉴于大家的要求，决定请我再次朗诵惠特曼惠特曼（Whitman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主要作品有《草叶集》、《诗歌散文全集》等。——译者的这首挽歌。我得意洋洋，翘首以待。后来却泼下来一盆冰水。父亲已经决定，我太小，不可以睡得太晚。此外，大人过多的疼爱不利于小孩的成长。我的演出取消了，我很早上床睡觉，心里闷闷不乐。第二天，我得知父亲在庆祝会上替我朗诵了一首长诗。令人不快的印象——父亲故意为自己夺走我的荣耀——在我心中久久挥之不去。毫无疑问，这大大损害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与别人对父亲的频频赞扬形成对照的是，我自己记忆中的父亲都是比较无聊的或咄咄逼人的，我觉得很奇怪。他留给我的一个好印象是，“他可以用左手来仿造一只烧烤架”，我觉得（或者说我应当发现）这是极为有趣的，尽管我一点也想像不出烧烤架是什么。可惜我也记住了他的一些话，例如，“我要把你打到讨饶为止”，“我要把你整得死去活来”，以及“我要打断你身上的每根骨头”。后两句话当然不是在开玩笑，而是针对我那经常顽皮捣蛋的哥哥维克多。为什么我只记得这些可怕的威胁，而不是父亲肯定说过的一些吸引人和真正有趣的事情？

　　虽然我很珍惜到英国的旅行，并向一起玩耍的小伙伴竭力吹噓过，可是我只能回忆起一系列不连贯的镜头：从南安普敦到伦敦似乎漫无止境的乘火车旅行；我的三个年轻阿姨捧着网球拍——后来我才知道，这些球拍都是慷慨的父亲赠送的；祖父家那座可爱的花园，及祖父在他的家里设法安排我们所有人的吃住。这是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几个月前刚逝世，我看到商店正面木门涂上黑漆以示哀悼，这景象令我久久难忘。我记得别人告诉我那年夏天爱德华七世生病，因此他的加冕典礼不得不推迟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