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进一步引起山西省委重视是在1963年8月，大寨遭到严重洪涝灾害之后，在抗洪斗争中的突出表现。

　　山西省委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到大寨抗洪的事迹，包括陈永贵的主动报告。

　　陈永贵一直非常注意宣传，有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后，便主动向上级领导报告。1963年大寨取得抗洪胜利后，陈永贵于当年秋天来到太原，找到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范银怀。范是昔阳人，陈永贵通过范银怀这个昔阳老乡又找到了另外一位昔阳老乡——当时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副秘书长的毛联珏。陈永贵向这位担任要职的老乡，详细地汇报了大寨抗洪救灾的情况，特别是坚持自力更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总结出“自力更生十大好处”等方面的情况。毛联珏听了这些情况，非常高兴，说：“真是了不起！你们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毛联珏把大寨的情况汇报给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陶鲁笳在抗战时期担任过中共昔东、昔西中心县委书记，对昔阳的山川人民怀有深切的情感，非常关心昔阳的发展。听了大寨情况的汇报，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认为，大寨不愧为一株“社会主义的劲草”。他指示《山西日报》突出报道了大寨的抗灾事迹，并指示省委组织力量对大寨进行全面、系统地调研，深入总结大寨开展“三大斗争”（即当时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社会实验这“三项伟大斗争”）的经验，使大寨成为全省学习的一面旗帜。

　　1964年11月，中共山西省委通过调研、总结，把大寨精神概括为一条红线，五个要点，第一次向全省提出“学大寨”的主要内容。一条红线即毛泽东思想挂帅，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五个要点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爱憎分明，一心向党的坚定立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藐视困难、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以国为怀、助人为乐的高尚风格。

　　从此，山西省开展的学大寨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大寨的影响遍及三晋大地。1963—1965年间，山西各地到大寨参观学习的县、社干部及社员达20万之众。

　　这时的大寨已成为山西省农村家喻户晓的先进典型。有人说，这时的大寨是一颗正在升起的“太行山上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