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山西省委农村政治部编印的《按毛泽东思想办人民公社》一书，在前言中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农业靠大寨，靠党的政策，靠5亿农民的积极性。”

　　“农业学大寨”这5个字的“语录”在1964年、1965年这两年间均未出现过。用黑体字排出来当成毛泽东语录，最早于1966年8月出现。这年8月1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12日发表的公报说，全会完全同意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完全同意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的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4年来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主要是：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从此之后，“农业学大寨”便作为“最高指示”广泛引用。

　　但是，严格地说，这次中央全会公报并没有讲明毛泽东在何时何地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只是笼统地说是“近4年来提出的”几项决策中的一项。所以，查到最后，还是没有真正查到“农业学大寨”这段语录的出处。

　　至于使用许多地方的毛泽东手书“农业学大寨”这几个字，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藏品资料处研究人员肖克之的文章《农业学大寨的由来》（《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二期）说，毛泽东这5个字的手迹最先出现在1970年1月我国在阿尔巴尼亚举办的“中国建设经济成就展览”上。该展会大厅中展出毛泽东3幅手书条幅，其中之一就是“农业学大寨”。但是，这幅毛泽东的手书是他亲手写的，还是办展览的人集字拼出来的，肖克之没有说明。

　　经这样一番考据，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毛泽东“农业学大寨”这一语录确实不是出自1964年。但是，我以为，说“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4年开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农业学大寨”这个口号作为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正式发表出来，时间要晚一两年，但作为中央的决策，即树立大寨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学习榜样，号召全国农村学习大寨经验，则在1964年就已经确定了。

　　这样说有几个根据：

　　一、1964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停在邯郸的火车专列上，从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汇报里，知道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表示了极大兴趣，给了热情赞扬；之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农业靠大寨，自力更生，他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二、1964年5月，农业部廖鲁言奉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之命率调查组到大寨作了为时21天的全面深入调查，最后向中央、国务院写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在调查结束时，廖鲁言在给大寨的干部们的谈话中，就明确讲到了“怎样把大寨红旗举的更好”的问题。请注意，他讲的是“大寨红旗”。这个提法是很不寻常的。他接着讲道，“大寨可是给吹开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这些话绝不是他敢自作主张，随意说的。显然，“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树大寨”，是中央的意图。这也为后来形势的发展所证实。

　　三、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提出：“我们所有机关和广大干部，都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可以说这是中央政府正式发出农业要学习大寨精神的号召了。史家都把周恩来的这个报告作为“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正式展开的起点。

　　有了上述事实作依据，可以说，党中央于1964年已经确定在全国农村推广大寨的经验了。

　　1964年，对大寨，对陈永贵都是极为关键的一年。十年奋斗、十年创业，十年生聚，成就了大寨，也成就了陈永贵！大寨精神和大寨的成就鼓舞、振奋了全国人民，最终引起毛泽东主席的重视，亲手把大寨树为全国农业战线学习的榜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中华大地上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