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大寨人和陈永贵来说，是一个天赐的可逢而不可求的历史性特大机遇。他带领大寨人创造的“大寨精神”及“大寨经验”，若能通过这场运动，结合各地实际，在更多的有条件的地方普及、推广开来，起码可以为北方广大干旱、半干旱土石山区的农业发展树立榜样，提供经验，给亿万求温饱而难得的农民造就福祉。若如此，大寨和陈永贵于国家于民族功莫大焉。

　　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这场运动生不逢时，“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之日，正是“文化大革命”将要发动之时，这就注定它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左”的轨道，造成悲剧。

　　陈永贵是太行山里一个小山村的农民。但他不是一个普通农民。他既有中国农民的传统特点，又有普通农民无法企及的智慧和才干；他能吃苦、性格倔强，事事不甘人后，又热心公众事务，为人处事不怕“吃亏”，有吸引乡亲们跟上他走的魅力；他没上过学，但善于学习，实干而不保守，有理解、接受新事物的敏感。他是中国农民中的佼佼者。乡亲们佩服他，说他是一个有胆量敢干、有本领能干“大事”的“能人”。应当说，古往今来，农民中这种出众的能人并不少见。但除了极个别之外，多是默默无闻终生，一个个都被历史的尘埃无情地埋没了。陈永贵能够在太行山里成就一番事业，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应当说他是幸运的。是时势造就了他这位农民英雄。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战线英雄模范辈出，受到毛泽东主席赞扬的也为数不少。但没有谁能像陈永贵这样受到重视、信任。他大权在握，号令全国农民、轰轰烈烈地领导、推动着一场席卷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陈永贵有着他特有的智慧、才干和办大事的雄心壮志。

　　陈永贵是个实干家。他带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进行十几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不仅改变了大寨的旧山河，改变了大寨人的命运，也创造出不甘命运摆布，靠自己的双手和科学技术改变生产条件，发展生产的“大寨经验”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涵的“大寨精神”，成为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但是，这些特殊的经历也使他经受了一些极为特殊的考验，使他成了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他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造就的一个特殊的人物。特殊的世势为他搭就了一个大舞台，使他有一番淋漓尽致的表演，才干智慧得以施展，弱点和局限也表露无遗，他的人生70余年，大起大落，浓墨重彩，不同凡响。而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陈永贵这个人及他诸多言行才分外引人注目，引来八方评说，褒贬不一，议论纷纭。所以有人说，如果陈永贵不走上最高领导层，仍然是大寨党支部书记，一个劳模，也许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陈永贵也是“左”的错误的一个受害者。

　　这一切都是历史。在当时，大寨、陈永贵都没有力量摆脱那股政治潮流，“农业学大寨”运动刚刚开展就出现了许多不祥之兆。

　　1965年5月中共昔阳县委发表《昔阳学大寨运动的转折点》一文，我们可以把这篇文章看成“农业学大寨”运动向“左”转的一个先兆。此文认为，“四清”运动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转折点”。因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解决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也就解决了学不学大寨的思想问题。过去“对大寨生产建设中的成果看得清，而对大寨生产建设面貌起了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总结不够。”因而“对大寨革命精神宣传不够，没有抓住学大寨的要领。”文章的结论是：学不学大寨“确是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就是要不要总路线，要不要政治挂帅，革命不革命的大问题，而绝非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题。”

　　1965年7月，中共昔阳县委又发表了《学大寨是一场思想大革命》的文章，说“大寨精神是革命精神”，学大寨必须坚持“两条道路斗争”。并说，“大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纲，是深入广泛地开展学大寨的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