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大寨及陈永贵事迹的情况，媒体上已有不少文章披露。最早看到的是，当年陪同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的原山西省委农工部部长阴发祥等人的回忆，但都比较简略。

　　陶鲁笳的这次汇报是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过程中一件非常重要，具有关键意义的大事。所以，几年来我一直注意寻访有关人，想找到更多一点材料。

　　1998年12月，我到昔阳查找有关学大寨运动的资料，去看望在昔阳任过多年县委书记，当时已离休住在昔阳的张怀英。我们谈起陶鲁笳1964年见毛泽东主席，向他汇报大寨情况的事。张怀英对我讲了如下情况：

　　1990年4月，张怀英在北京见到山西省委老书记陶鲁笳。当年是他亲自把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报告给毛主席的。但30多年来，对这段历史众说纷纭，有些说法相互矛盾。张怀英请他谈谈当年向毛泽东汇报时的情况。

　　陶鲁笳说，那是1964年3月28日、29日，他带着省里的有关同志赶到邯郸，在列车上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有关情况。其中重点讲了大寨方方面面的情况。汇报之后回到省里向省委常委们传达了有关情况，包括省委的汇报和毛主席听了汇报后的指示等方面的内容。当时省委有正式记录。时过30多年，只靠个人记忆可能有误。省档案馆保存有那次省委常委会议记录材料，你们可以去查看。

　　张怀英委托山西省党史资料编委会主任李格代查这份重要历史资料。不久，李格将查到的那次省委常委会议记录抄件寄给了张怀英。

　　张怀英让我抄录了那份重要的记录材料。之后我又看到陶鲁笳的回忆录《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版）一书，书中有一章《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其中关于1964年3月28日、29日在邯郸列车上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大寨的情况和毛泽东的谈话，与省委常委会的那份记录稿基本相同。现将张怀英抄来的山西省常委会的这份记录稿的主要内容摘抄如下：

　　1964年3月28日、29日，毛主席召集河北、山西省委的林铁和陶鲁笳等人，到停在邯郸的专列上汇报工作。陶鲁笳汇报了他在昔阳蹲点的情况，自然地谈到了大寨和陈永贵，并将大寨和陈永贵的情况详细向主席作了汇报：

　　“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初级社刚成立时，村里有些人（那时说成是地主富农分子）说怪话：‘看这些穷小子们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下不可。’陈永贵得知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沾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10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是一清二楚，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的。群众称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烦琐；有差别，不悬殊’。”

　　对大寨的评工记分办法，毛泽东很有兴趣，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这时毛泽东还讲了战争时期根据地实行供给制，几十万人过平均生活，不讲物质刺激，而靠革命精神激励而干得很好的那段广为传播的话。

　　陶鲁笳又汇报了大寨党支部有个口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毛泽东听了大加赞赏，“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指挥战争呢？”

　　陶鲁笳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常说，你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所以很有效。正如他说，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社以来，大寨年年改变着生产条件，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交国家的征购粮。可是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800斤甚至1000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单产400来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