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对于大寨和陈永贵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也是大寨发展道路上的、陈永贵人生道路上一个极为重要转折点。从这时开始，大寨逐步从“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向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典型”转化；陈永贵则从抓生产建设转向政治斗争，从“生产能手”逐步变成“阶级斗争的闯将”。

　　大寨被树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红旗时，正是“左”的指导思想走向极端，“文化大革命”将要发动的时刻。“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之日，也正是“大寨经验”开始向“政治典型”演变之时。这不能不说是大寨的悲剧。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要大寨和陈永贵挣脱“左”的路线影响，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没有这样的力量。对此，我们应当同情，理解，不要苛求、责怪。

　　但是，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自身也有其严重的弱点，在成名之后，他不甘寂寞，极为自信地，积极、主动地投入“左”的思想指导下的政治斗争大潮。当时，全国各地有很多农民出身的劳动模范，对当时开展的一些运动，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思想认识上很不理解，因而行动上也就跟不上。他们中不少人宁愿被运动大潮淘汰，而没有昧着良心硬跟上去“趁风扬尘”，“就水和泥”。所以，“文革”一起，一大批劳模桂冠纷纷落地，不少人被当作“走资派”被揪斗。而陈永贵，对“左”的一套，思想上似乎没有一点“不理解”，而且常有“创造性”的发挥，常有惊世骇俗的极端化话语传出；行动上没有任何迟疑，而是坚决地投入，不断弄出“新套套”。所以，有人说，在“文革”风浪中，他是一个“弄潮儿”，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各种运动，和令人惊心动魄的险恶斗争形势，陈永贵“如鱼得水”，应付裕如，“扑腾”得很欢。他的政治斗争才干找到一个舞台，得以发挥，同时，他思想深处农民的或者说小生产者的种种局限和个人思想意识和品格上的种种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