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阳县的“四清”是1964年秋后开始，直到1965年春夏间结束。

　　根据中共中央“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从那些问题最多、影响很大的重要地方着手，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指示，1964年中共晋中地委确定第一批先在昔阳、祁县两个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晋中20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带上本县县级机关的大批干部和全部公社书记“一分为二”，一半到昔阳，一半到祁县，开展“四清”大会战。文化部也派出300多名干部，山西省的省级机关也派出600多名干部。中共晋中地委和晋中专署的几百名干部也来到昔阳。同时还从昔阳等地农村选抽了一大批回乡知识青年参加了“四清”大会战。这样一来，在昔阳县搞“四清”的工作队员达到4000多人。一时间造成大军压境之势。昔阳一共20个公社，410多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平均有10个以上工作队员。

　　当时，“四清”工作队的干部在“左”的方针指导下，不少人都怕犯右倾“错误”，在工作中宁“左”勿右，大搞逼供信。特别是河北省抚宁县挑园大队、天津南郊区小站“四清”的经验出来以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夸大了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存在，好像农村干部中好人不多，“遍地都是蚂蚁”，到处都是阶级敌人。从而造成了对大批基层干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四清”给昔阳农村造成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全县有大批干部被批斗，40多名基层干部被逼自杀。全县400多个大队中，唯一顶住了“四清”运动的高压，坚持下来的只有大寨一个大队。

　　派到大寨大队的“四清”工作队，队长是晋中地委的组织部副部长张子义，党支部书记是晋中行署文化局长刘德怀。刘是位作家，1974年我在大寨、昔阳“蹲点”时，他到大寨来深入生活，修改他写的反映大寨精神的长篇小说。我们在一起住了不少天，谈了当年大寨“四清”的情况。当时，大寨人对他在“四清”时的错误似乎已经谅解，待他还是很客气的。他在工作上给了我不少帮助。

　　据刘德怀说，工作队进了大寨后是格外谨慎，处处小心从事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省委、中央和毛主席已经表扬了大寨，表扬了陈永贵。大寨已不是一般的大队了。但是，既然搞“四清”，按照传统的工作方法，一搞运动就必然要发动群众，造成声势，对基层干部形成较大的压力。1964年下半年的“四清”又规定工作队进村后，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工作队进了大寨当然也要这样做。有些队员不敢多接触大队干部，这就不可避免地把根“扎”到一些对大队干部有意见的社员身上。听了那些“积极分子”的意见，对大寨的了解便发生了偏差，对大寨的干部生产了怀疑。当时的政治气氛很“左”，说农村1/3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还有一个说法，越是先进的地方，问题越大。这些谬论也不可能不影响到驻大寨的某些工作队员。这样一来，工作队和大寨以陈永贵为代表的干部们发生了分歧，闹起了对立。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陈永贵给大寨的“四清”定了性：假四清，真复辟！

　　据陈永贵1968年1月11日在《大寨人紧跟毛主席阔步前进十八年》的讲话所说，大寨党支部与工作队之间的分歧点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1964年的大丰收引起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对。他们在大寨搞假四清，真复辟。他们首先清我们的土地。”

　　其实，清理地亩的问题虽然与“四清”有一定关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将在另一节里专门介绍这方面的有关情况。

　　二是，工作队怀疑大寨卖粮数有虚假。

　　陈永贵说，工作队“又说：‘大寨卖粮多，几十户，几百亩地，一年就卖给国家20多万斤粮食，一定有假象。’他们把粮食局的账拿来上下核算，也没有捞到稻草。于是又说我们分配上有问题，‘不仅没有执行政策，违反了政策，你们还要制订政策，这简直成了小中央。’我们从1953年到现在是以人定分分配的。一至三岁定六成，四至六岁定八成分，七岁以上算大口，分十成。他反对我们这一条没有平均分配。全国各地都按人口分配粮食，我们为什么要以人定分？”“我们不承认违反政策，我们是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政策，没有执行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策。”“如果说按人头分配，我们认为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有些社员一户有三四个娃娃，还有的户七八个娃娃，……有的连一个娃娃也没有，全家尽是大口，都是劳动力。如果这些娃娃也分十成，吃不了，拿到自由市场去卖高价，搞投机倒把破坏市场，这就对？我们这样切合实际进行分配，加强了劳动力，这粮食更能促进生产，这就犯了罪？不能承认这是犯罪，这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然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敢这样说。通过辩论，我们始终认为是对的。我们每天都同社员一起劳动，难道我们不知道这强劳力要吃多少粮食，娃娃们少吃饭？……这一条他们又没有捉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