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以上几点分歧，争吵是可能很激烈，但问题还算太严重，因为工作队并没有说大寨的哪个干部有什么“四不清”的问题，更没有准备把哪个干部整成“走资派”。但是，1964年12月陈永贵离开大寨去北京参加人代会之后，形势变得严重起来了。工作队里也可能有人想趁陈永贵不在大寨，加紧工作弄出点成绩来，连天加夜地开会，发动群众，对干部施压，给他们洗“温水澡”；也可能是陈永贵不在村里，大寨其他干部没了主心骨，受不了“温水澡”的过高温度，大队的几个干部顶不住了，觉得走投无路，甚至有人想自杀。

　　正在这时，陈永贵在北京开完人代会回到大寨。进村后他就感到气氛不对，社员见他没有热情地问候，干部们也不敢上门来说话。夜幕降临后贾进财悄悄跑进陈永贵家哭了起来，说工作队闹得大伙“活不成了！”他告诉陈永贵，队里有的干部准备等他回来，见上一面后，就去上吊。

　　陈永贵在北京的这段日子，是他有生以来最荣耀的时候！周总理在全国人代会的庄严讲台上，把大寨树为全国农村学习的先进典型，12月26日，陈永贵应邀参加了毛泽东的生日聚会。这是他人生的一次辉煌。可想不到大寨却被闹成这个样子。“在北京毛主席让我吃饭，在大寨你们偏来捣蛋！”陈永贵拍案而起，喊道：“跟狗日们干！”他悄悄地，把大队干部们叫到狼窝掌里碰头，统一认识，团结起全村干部群众跟工作队干。工作队“揪住”的几条所谓“问题”，他逐条地痛加驳斥，甚至扬言，要向工作队讨个说法。陈永贵说，在山西说不清楚，就上北京去说！就是死也要到北京去死，不能死在你们的手下。

　　这一下，在全国各地所向无敌，整得农村基层干部一个个低头、弯腰，纷纷倒下的“四清”工作队，在大寨可碰了硬钉子。他们找不到大寨干部新的问题，又怕大寨人真的上北京以死告状。他们可是多次受毛主席表扬了的全国先进典型啊！工作队在陈永贵和大寨人面前失去了威风，完全束手无策了。

　　大寨的严重局面很快惊动了上级领导，中共山西省委、中央华北局的领导纷纷出面进行调解。1965年2月，中央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一起来到大寨，地、县领导也来到大寨，做了工作，撤出了原来的工作队，这场斗争才算以大寨的完全胜利而宣告结束。

　　李雪峰对“四清”工作队在大寨运动中的错误做法承担了责任。昔阳县档案馆保存有昔阳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1965年2月14日整理的一份材料：《李雪峰书记陶鲁笳书记来大寨纪事》，记载了当时的情况。李雪峰2月10日在大寨说：“四清工作队来大寨，没有把方法交代清楚。（陶鲁笳插话：当时派谁来大寨，我还不知道）这是领导上的责任。1963年华北局太原会议，我曾说过，大寨依靠党支部搞四清，领导上派个工作组去帮助，摸索一类队四清工作的经验。大寨主要解决民主方面的问题。大是大非方面的问题不存在，因为大寨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而且搞得很好。”

　　陈永贵得了胜，便在华北局，省委、地委、县委领导的面前缓和了情绪，说：“关于四清工作，这里基本上是好的。就是扎根串连有问题，有些是很不好的社员给扎上根了。有些地方的工作方法有问题。”

　　陈永贵向两位上级领导反映了昔阳一些大队整死人的问题，他说“往死里整人，只能让地主富农高兴”。后来，李、陶又去了昔阳另一个著名的先进大队白羊峪大队。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王殿俊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抗战时期太行区的老劳模，他也反映了“四清”整死人的问题。两位劳模的反映引起两位领导人的重视。之后，华北局和山西省委发出了一类队（即先进队）“四清”要尊重、依靠当地党组织的指示，要求先进队的“四清”要在大队党支部统一领导下进行。这使得不少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免受批斗之苦。陈永贵、王殿俊这一次真的为农村干部办了一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