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没有放弃努力。他继续摸索前进，只要有机会，就采取行动。但是，到永徽六年(655)上半年，高宗对于前途如何，也没有必胜把握。从贞观后期到如今，毕竟长孙无忌把持朝政很多年，高宗能做的就是如同盲人摸象一般，摸到哪算哪，整体形势这个时候还无从把握。

　　永徽六年六月，机会再次到来，高宗可以继续前进一步。

　　1.高宗切断朝廷与后宫的联系

　　长孙无忌的包围圈，是从后宫到朝廷的。朝廷上，宰相们都听从长孙无忌指挥。后宫呢，有王皇后这个关键棋子。而皇后的舅舅正是朝廷大员，现在虽然不担任中书令了，但是还是吏部尚书，仍然是重要大臣。那么，唐高宗如何切断朝廷和后宫的联系呢？他利用的是皇后厌胜事件。

　　皇帝要换皇后，跟长孙无忌疏通多次，这个事情不可能尽人皆知，但是皇后肯定是知道的。皇后的舅舅虽然不是中书令了，但是还担任着吏部尚书职务，那是全国的组织部长，管着所有的干部任命和考核，仍然是一个实权部门的领导。长孙无忌呢，也不可能不把皇帝的动向通知给重要的亲信大臣。所以，皇帝有动作要废王皇后，王皇后一家应该是很清楚的。王皇后的母亲柳奭氏，经常往来宫中，给皇后通报消息，共同商议对策。我们说过，外廷与内廷之间，都在长孙无忌的控制之中，但是内廷稍微薄弱一点。而皇后的母亲，应该充当外廷与内廷的联络工作。通过这个联络，内廷与外廷不仅可以互通消息，也可以呼应配合。

　　怎样才能切断这个内外联络呢？对于唐高宗而言，这还真是一个问题。就在这一年的六月，机会来了。武则天此前布置的网络发挥作用，一个关于皇后和她母亲的报告呈给了皇帝。这是一个什么报告呢？报告的中心内容是皇后与母亲一起进行“厌胜”活动，而律文有条款，厌胜是非法活动。

　　对于此事，文献记载多认为是诬陷，只有《旧唐书》认为确有其事。

　　《唐会要》卷三《天后武氏传》：

　　俄诬王皇后与母柳奭氏求厌胜之术。

　　《旧唐书》卷五一《王皇后传》：

　　后惧不自安，密与母柳奭氏求巫祝厌胜。事发，帝大怒，断柳奭氏不许入宫中，后舅中书令罢知政事，并将废后。

　　《新唐书》卷七六《武则天传》：

　　昭仪乃诬后与母厌胜，帝挟前憾，实其言，将逐废之。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六月，武昭仪诬王后与其母魏国夫人柳奭氏为厌胜，敕禁后母柳奭氏不得入宫。

　　厌胜，是一种迷信活动。把所恨所爱之人，具体化为人形或图像，然后对图像施展种种方法，如刺针于心、捆绑手脚等等，同时申诉自己的愿望。他们认为这些行动最后可以作用于真人。这个方法主要用于诅咒仇人，也可以用来求媚，可以通过一定方法，让对象化的人对自己动感情。即使今天，我们也可能有类似举动。看见所爱所恨的人的照片，一顿疯狂表示。所不同的是，今天人们这种行为只是一种发泄方式，而当时的社会认为这种方式有效，所以法律予以严厉禁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种活动，属于十恶之“不道”，是要给予严厉惩罚的。轻的流放，重的斩首，对象不同处置也不同。

　　从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看，王皇后与母亲柳奭氏，不一定真的使用了厌胜之术，但是两个人鬼鬼祟祟地在一起商议事情，讨论如何对付当前局势的时候，有可能摒退下人，而这些人有的就是倾向武则天的，于是他们向武则天报告，罪名大概就是厌胜。厌胜是一个重罪，如果对付的是高宗，比如求媚，那么处分一定很严重。如果对付的是武则天，同样也没有理由轻饶。但是，最后皇帝的处分不过是不许柳奭氏再入宫而已。显然处分并不严重。依照当时双方斗争的形势分析，高宗没有必要重罪轻罚，应该是证据不确凿，所以仅仅是将皇后与母亲隔离而已。

　　即使如此，对于高宗而言也是一个进步，内廷与外廷的一个重要联系纽带被斩断了。一个月以后，唐高宗乘胜追击，把皇后的舅舅柳奭贬官，从吏部尚书贬到遂州去当刺史。遂州在现在的四川遂宁，位于成都市与南充市之间。柳奭前往遂州要路过岐州的扶风县，结果在扶风又发生了问题。岐州的长史于承素希旨奏柳奭漏泄禁中语，复贬荣州刺史。这个事件有意思。希旨就是迎合的意思。一个地方的长史，怎么知道皇帝的意思，怎么知道用这样的方法迎合皇上呢？反正于承素报告了柳奭说了一些话，被判定为泄漏禁中语（泄密），于是继续贬官，成为荣州刺史。荣州在成都南，四川荣县。相对而言，柳奭得到的是一个更加不如意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