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利用许敬宗动员其他官员。《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记载：

　　许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昭仪令左右以闻。

　　许敬宗的宣言，大家一定要看仔细了。首先是太粗俗，竟然拿田舍翁来比皇帝，竟然拿不道德当理说。这个记载，其实有暴露许敬宗为人猥琐的意思。但是，历史学家选择材料的时候，也不会有意地歪曲以至于使历史过分失真。所以一方面，著名的朝廷文章写手许敬宗为什么会如此放荡，竟然用田舍翁来比喻皇帝呢？另一方面，这个比喻却有恰当的一面，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皇帝身为一国之君，竟然连田舍翁的权力都不如。核心诉求就在这里。许敬宗宣扬的重点是皇帝如今没有权力。相信一定还有更重的话，比如君不君臣不臣之类的。正因为许敬宗的话点到时局的要害，所以武则天才会指使身边的人广泛传播。武则天至少不是愚蠢的人，她知道宣传什么有利。

　　所以，我们看看李勣和许敬宗两人，他们在劝说皇上和对官员们宣传的时候，重点都不是废王立武这件具体的事情，他们诉求的重点都是皇帝的权力问题。稍有不同的是，李勣是正面陈述：皇后人选问题是皇帝自己的事情，不必征求别人的意见。许敬宗的说法是从反面进行的，说现在的皇帝根本没有什么权力，甚至连一个农民都不如。

　　经过这么一番力量动员，相信很多官员开始改变立场，成为皇帝的支持者。唐高宗有了必胜的把握，开始采取断然措施。

　　唐高宗的这个战略，让人想起乃父李世民。李世民的作战方针，向来如此。正面坚壁清野，拒绝应战，而侧翼则不停地发动骚扰，断敌粮道，等到敌人阵营全局不稳的时候，果断决战。一旦发起进攻，就要彻底坚定，毫不动摇。唐高宗这次跟长孙无忌的对阵，自从褚遂良提出辞职以后，也采取了这样的作战方针。正面战场，韩瑗也好、来济也好，他们的当面陈述和上书论讲，高宗都一概不理。这就是在正面战场高挂免战牌。侧翼呢，则是获得重点人物李勣的支持，获得更多朝中大臣的支持。这样一来，长孙无忌等人被孤立起来，成了朝廷中的少数派。这就相当于断了长孙无忌阵营的粮道，切断了他们与更多大臣的联系，成了少数人的孤军深入。在这样的局面形成以后，皇帝再宣布最后的决定，那么长孙无忌等人也无力反抗，只能听之任之了。唐高宗能够活学活用唐太宗的战略战术，能够把政治斗争和战争艺术结合起来，还是很值得钦佩的。

　　九月一日开始总决战，九月三日，皇帝发出命令，把褚遂良贬到潭州当都督。潭州就是今天的长沙。从尚书省长官贬官到地方任都督，褚遂良为自己的阵营做出了牺牲。但是，褚遂良个人的遭遇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此事标志着高宗皇帝对于长孙无忌一派的打击已经开始。长孙无忌代表的是关陇贵族集团，这个集团从西魏到北周一直是中国北方的实际统治集团，而随着隋朝统一中国，他们也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唐从隋制，在人员上更是隋朝的继承者，隋朝的任官经历在唐初依然是算数的。有学者研究，从唐太宗时代开始，已经开始重用关陇集团以外的人物，但是关键时刻，唐太宗还是相信本集团的人物。所以，唐太宗晚年对长孙无忌的重用，除了特殊的关系以外，更重要的是长孙无忌代表着关陇集团。然而，唐高宗改变了此前的历史传统，从此以后，是另外一些人物登上历史舞台。

　　十月十三日，高宗把王皇后和萧淑妃贬为庶人。王皇后与萧淑妃，她们与武则天之间的斗争，最初不过是争宠性质，但是因为牵连到朝廷，牵连到外廷宰相，使得斗争复杂化，她们的下场也很悲惨。床笫之间的两性关系，本来就是人所难言的，所谓清官难断。为什么难断？一是事情琐碎，难以考证来龙去脉，弄不清到底公婆谁有理。二是牵涉情感，而情感非理性，所以无法判断是非。王皇后的失败是很典型的，她被武则天击败，在道理上是容易解释的。因为武则天没有什么政治势力，她只能自己独自努力，而她紧紧抓住的就是与高宗的情感。事后来看，武则天抓住了生命线。王皇后有很多政治资源，有外廷宰相们的协助，她更希望通过这些关系影响或者控制皇帝，而她与皇帝之间最缺乏的正是感情。如果仅仅缺乏感情，皇帝最多对她置若罔闻而已，但是牵涉到政治斗争，皇帝不得不把她也划入敌对阵营中。所以，王皇后与唐高宗，从感情缺乏到敌对起来，跟王皇后的政治资源丰富是有因果关系的。萧淑妃应该是受到王皇后的牵连，因为两人是同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