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转机往往又出人意料。1870年，因为天津教案，曾国藩和丁日昌为处理此事绞尽脑汁。而容闳正好把自己熟练的英语用在为他们服务上。容闳在给曾国藩当翻译过程中，有了和曾深入交流的机会。在他的说动下，处于“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之中的曾国藩，对于容闳和丁日昌提出的教育计划再三考虑，准备上奏朝廷。

　　此前，中国和美国已经有了互派人员学习的条约基础。在1868年，代表中国出使美国的美国公使蒲安臣，签订了《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八条。其中第七款规定：“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如今，各种条件看来都已具备，只等最后推动一把了。

　　处理天津教案使曾国藩备感疲惫，他被调任两江总督。这反而给了容闳在东南一隅与之商谈出洋学艺各项细节的机会。容闳回忆说：“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欢乐的极好消息，中国教育工程至此成为一个真真切切的历史事实。这在中国编年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1871年8月19日，曾国藩联衔李鸿章（当时已经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上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提出“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在折子中，曾国藩说1870年10月和当年正月，曾经两次奏请过此事，均无结论。此次他希望能够成功。他说，“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他认为“盖聪颖子弟，不可多得，必其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当然，这些孩子“虽未必皆为伟器，而人材既众，当有瑰异者出乎其中，此拔十得五之说也”。他认为不能拖延推诿：“总之，图事之始，固不能予之甚吝，而遽望之甚赊。况远适异国，储才备用，更不可以经费偶乏，浅尝中辍。”并表示“以志在必成，虽难不惮，虽费不惜，日积月累，成效渐有可观”。对国事关怀之心，溢于言表。

　　也许是两位封疆大吏的诚恳态度，说服了朝廷。他们得到了慈禧太后“依议，钦此”的批准。随即，朝廷在上海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负责此事。数年以后，二人被宣布为中国首任驻美公使及副使。

　　1872年8月11日，农历七月初八。从南方各省（70%来自广东省，18%的孩子是江苏人，剩下的为浙江、安徽、福建、山东人，没有一个八旗子弟）选派的九岁到十五岁的首批30名少年，怀揣报国之志，在上海登船出发，目标直指旧金山。而此时，曾国藩已经作古。容闳不无遗憾地说：曾公未见其手植桃李开花结果，未见其手创事业欣欣向荣，实为大憾；“然创业之人，既播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种子已滋生繁殖，绵绵不绝。”

　　不过，随后的打击，却又出乎意料。种子刚刚发芽，便被“腰斩”。事情的起因来自于一种观念的冲突，同时也夹杂着个人利益的纠葛。

　　1879年，陈兰彬推荐随员吴子登出任第四任留美幼童监督。吴子登虽支持洋务运动，而且他本人也是数学家，是翰林中能看懂英文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但是，他的内心，对于西方文化其实存在极大的担忧。是他最终把四批中国留学幼童全部奏请回国。还在担任随员的时候，他就严酷地体罚孩子们。中国留学事务局在哈特福德的大楼，也因为他的到来而被孩子们称为“地狱之屋”（TheHellHouse）。

　　清末著名外交家和诗人黄遵宪曾经在中国撤回留学生后写诗，记录吴子登的蛮横行为：“新来吴监督，其僚喜官威。谓此泛驾马，衔勒乃能骑。征集诸生来，不拜即鞭笞。弱者呼暴痛，强者反唇讥。汝辈狼野心，不知鼠有皮。谁甘畜生骂，公然老拳挥……”

　　吴子登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留学生们“离经叛道”。比如，他们许多人去做礼拜，这是违反清政府禁令的。至于剪辫子，穿西服，组织棒球队等等“西化”的行为，吴子登都看不习惯。于是，他增加幼童们的中国礼仪和德育课程。严厉的管教招致学生们的反感，他们逐渐害怕并仇视吴子登，转而只相信容闳一人。其结果是加剧了容闳和吴子登的矛盾。

　　吴子登便不断给李鸿章和清廷打小报告，别有用心地指责容闳纵容幼童，管教失职。李鸿章对此也是不置可否。按照容闳的说法，吴子登真正害怕的，还是学生们“西化”本身的后果。在《西学东渐记》里，容闳说：“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熏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故态。……况彼等既离去中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睦，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