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王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忠君与爱国的难题。僧王谥号忠。奴才对主子忠诚，就是最好的奴才。帝制时代无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亦无现代主权意识，忠君即是爱国。抵抗外敌与镇压内乱统一在忠君之目标下。如果僧格林沁死于大沽口，那么必然是得千古美名。偏偏历史上的人物并不按现代人的思维展其一生。可见得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我们愿意并力图给他们套上各种现代观念、名词、理念的套套。对于僧王而言，就一个“忠”字终其一生足矣。何苦纠缠于爱国与忠君呢？皇上叫干啥就干啥。你能幻想僧王听其幕僚郭嵩焘的吗？抑或听所谓民众的呼唤？听皇上的弄不好都有可能掉脑袋，何况听别人的。所以，其一生的

　　政治法宝就是一个“忠”字。

　　蒙古骑士们最后的辉煌就是僧格林沁和胜保等造就的。此后，洋务派的新兵即在中国历史上取代了传统的八旗兵。

　　僧王第一次成功伏击英法联军于大沽口，得益于敌方之措手不及。敌人是来换约（交换《天津条约》）的，所以没有准备打这么一仗。

　　先看敌人的舰队。那是一只由一艘巡洋舰和13艘炮艇组成的换约舰队，不足以发动全面战争。再看敌人的态度。洋人执意要自己选择登陆地点，而不遵从僧格林沁的从北塘登陆并不准携带兵器上岸的命令。作为战胜国，洋人自认为其傲慢是有道理的。在政治上他们这么做我们管不着，但是，他们犯了个严重的错误：竟然蔑视八旗兵骑士们的勇气。

　　咸丰帝和僧格林沁在这方面是憋足了气的。事实上，他们并不承认上次的失败，《天津条约》只是当时的退兵之计，洋人还当真了。所以，只要洋人不守规矩，就伏击之。郭嵩焘在僧格林沁幕府，记载了当时的情况：“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愦愦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1859年6月25日上午，洋人执意挑衅，伏击战开始了。僧格林沁奏称：“二十五日辰刻，该夷火轮船十余只，排铁戗列口门外，又傍南岸炮台下，驶入火轮船三只，直逼铁戗……其排列多船皆竖红旗，立意寻衅用武，骄悖情形，实难容恕……该夷即开炮向我炮台轰击。我军郁怒多时，势难禁遏，各营大小炮位环击叠击，击损夷船多只，不能行走……该夷不敢径越濠沟，均向苇地藏伏，暗施鸟枪。似此凶悍，实堪发指！奴才等惟有督率军士，竭力防堵，以冀上申国威，下抒民望。”

　　僧格林沁取得了中外交战20年来未曾有过的辉煌战果：虽然历史记载在数量上有出入，但是大体上是打沉敌舰五只，打伤六只，打死打伤英法联军数百人。他们的司令也负重伤。我军仅阵亡32人，含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

　　“上申国威，下抒民望”，这是骑士的理想，它捍卫了武者的荣誉。但是，由此导致了更为猛烈的洋人入侵。于是，当时就有郭嵩焘等提出了疑义。书生郭嵩焘说：“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

　　僧格林沁和咸丰的御敌卫国行为招致更大规模的侵略。这应该是大沽口之战的恰当定位。作为当权者，有权力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决策。只是那随后到来的25000人并173艘英法联合舰队，超过了僧王们的抵抗实力，这是决策者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既然来了，那就再战！因为僧格林沁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