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60年8月1日的第二波入侵，英法联军选择了前次僧格林沁给他们规定的北塘路线。有备而来的侵略者凭借强大的火力和先进的战术，夺取了津门海防。直隶提督乐善战死于大沽口北炮台。

　　连侵略者也不得不哀叹，“鞑靼人，帝国的最好的军队还想抵抗并寸土不让地保卫领土”。“鞑靼守军打得非常积极，非常勇敢，甚至在法军深入炮台内部后，他们还继续进行抵抗”，“在炮台内找到了……成千具鞑靼人的尸体”。

　　这次僧格林沁一败于津门。他成了咸丰的替罪羊，被“夺三眼花翎，褫领侍卫内大臣及都统”。

　　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和万名步兵，退守通州张家湾——八里桥一线，准备再战。奈何上头见形势不对，执意议和。初，议和破裂，联军紧逼北京。怡亲王载垣等到僧格林沁军驻地通州与英法谈判。经过四天的反复辩论，在中国方面几乎完全接受了联军代表巴夏礼等人提出的条件后，谈判碰到了中方坚持的体制问题：英国人提出进京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载垣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

　　中国当时礼制所限，洋人必须按照贡使模式进京并须向皇帝跪拜。巴夏礼执意不肯：“我非中国之臣，怎能解袍跪拜？”清廷乃训令：“必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许可。”对方坚持不让步。

　　巴夏礼此人早就为清政府记恨。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的“亚罗号事件”即是此人导演。继叶名琛（被英军俘虏后自杀于印度加尔各答）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曾经上奏咸丰帝说：“天生巴夏礼，所以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所以，咸丰帝一定记得这个侵略头子。这回送上门来，看尔如何逃脱！

　　所以，在通州谈判前的9月14日，咸丰皇帝在给钦差大臣载垣的谕旨中，明确地表示：

　　“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该夷）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

　　于是有了载垣令僧格林沁扣留巴夏礼一行39人的事件发生。事后载垣就有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但人质外交并未收到效果。巴夏礼并非统帅，夷兵的战斗力也远远超过了朝廷的想象。清政府的计划全盘皆输。

　　英法联军发起进攻。僧格林沁败于张家湾，向八里桥撤退。

　　9月21日，僧格林沁再败于八里桥。八里桥在通惠河上，扼京东咽喉要道。

　　此役，僧格林沁率本部马队穿插冲杀于敌南路与西路之间，抗击英法联军。旋因联军西路一部抄袭僧格林沁军后路，僧格林沁遂撤队而逃。洋人记录了战争的惨烈：“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顶住了使之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且看僧格林沁的旗手以光辉形象谱写的晚清骑士最后的挽歌：

　　“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最终“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次日，咸丰携皇太子、两宫皇后、肃顺等大臣从圆明园启銮到热河作“木兰秋狝”，逃跑了。一个烂摊子交给了他的六弟恭亲王奕訢。

　　僧格林沁被夺爵、职，只留钦差大臣一职。蒙古主力丧失殆尽。10月6日，圆明园被焚。此后，巴夏礼等八人被归还，英法联军代表多人被报复性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