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人物，给后人留下难以定论的遗产。毫无疑问，赫德是一个外国人，而且又处于中外不对等的博弈关系中。到底是该从赫德的个人目标和行动中确立判断的标准，还是从中外关系的大势中推演赫德的行为价值，的确是一个需要审慎思考的难题。

　　一个比较稳妥的看法是：赫德控制中国海关，有损中国主权。他本人是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实践者，这一点毫无疑义。而另一方面，赫德却以客卿的身份，尽量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对内主张改革，对外多次表达对中国立场的支持，又是值得肯定的。但后一点显然属于大是大非之下的次要层面。因为这些意见的表达多半是在无损英国重大利益的情况下做出的。

　　判断赫德的言行，还可以从中国在19世纪后期需要以何种姿态对待内政和外交的角度看待。

　　中国需要改革，赫德先后向清政府提出10个改革方案，并在自己的衙门权限内进行了近代化的改革。

　　中国需要抗敌，赫德也曾鼓舞中国抗敌。中法战争期间，他对于法国的侵略表示强烈愤慨。他写信给金登干，批评法国人的行为是“一连串恶毒的、不必要的、不公正的、毒辣的屠杀”！他希望“老天将给他们报应”，并义正严词地说，“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佬，我也是要打的”。因此，中法战争期间，赫德是一个主战派，他曾对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说：“如果你们有把握能一致决心战斗到底，我劝你们打，因为正义是在你们这边，而法国劳师远征是必会疲惫的。”

　　中国需要保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赫德也曾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张。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华事件，赫德感到重新建立合适的中外关系的重要性。他劝说列强在赔款问题上“接受中国所愿承担的赔偿”、“维护中国的行政管理完整和维护其领土完整”，并在中英谈判中主张等中国整顿和完善了法律体系后“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

　　若抛弃目的论看待赫德，其人之言行本身即已说明了一个特殊的人在一个特殊时代的地位和价值。

　　另一方面，与赫德同时代的英国军政人物对中国的悍然侵略，也可以反证赫德的历史地位。换言之，英国是使用了文武的两手，对付一个衰落的东方帝国。

　　一百多年前，英国悍然发动对中国西藏的侵略。一位英国人就此记述道：“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编年史家或许是得到了某种暗示：西藏诅咒了她的闯入者……那些诱骗他们或派他们到拉萨去的人并没有一帆风顺……荣赫鹏为其所挚热信任的政府做出的巨大贡献不久也付之东流了。这些或许是这个遭到亵渎的亚洲世外桃源所施的种种报复？”

　　1903年，荣赫鹏(Young　husband)上校被任命为“西藏边境事务行政官”，做好了再一次的侵略准备。尽管英国媒体对此次侵略持有疑义，比如《每日新闻》公开质疑“进入西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指责荣赫鹏“打开西藏大门”是“追求世界性声誉和光环”。但是，《荣赫鹏日记》展示给我们的却是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事实：

　　一是英军诡计多端，藏军损失惨重。1903年秋天，由荣赫鹏率领一支近万人的英国武装使团集结在亚东与锡金的边境。1904年3月31日英军在戛吾的曲眉仙角地方与藏军遭遇。藏军正副指挥莱丁色和郎色林代本走出阵地和英军谈判。荣赫鹏竟要求他们说：既然要谈判，双方必须停火。藏军竟然老实地将土枪的火绳熄灭。这一决定被证明是灾难性的。英军佯装谈判，却派麦克唐纳从背后包抄，并架设机枪，对藏军形成三面包围。

　　英军再次提出藏军先放下武器，准备谈判。稍有常识的人便知道，火绳枪的火绳熄灭后无法很快点火射击。待藏军上钩，英军即迅速开火，谈判变成了大屠杀。荣赫鹏自己回忆道：“……墙后之藏人挤作一团，有似羊群，……另一方我之麦格沁机枪与大炮已向彼等瞄准，相距不过二百码，……数秒钟后，我之来复枪与大炮已将彼乌合之众扫射无余。拉萨将军（代本）本人开始即被杀死，数分钟后全部工作告竣，平原遍处皆藏人尸首。”22岁的机关枪兵指挥官哈多中尉给其双亲的信中说：“这场屠杀太令人恶心了。尽管将军命令尽可能扩大战果，我还是停止了射击。那场面太悲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