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力量是要借这个事件削弱王公力量的大臣，比如李鸿章。外国学者认为，“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却是李鸿章，他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前从未得到足够的认识。正是李鸿章，通过不断向西方报纸散布关于中国人的骇人暴行的虚假消息，狡猾地剌激外国列强武力干涉中国。这是他为了削弱铁帽子们的基础、恢复自己失去的威望的持续努力的一个部分”。

　　第四种力量就是西方列强。列强们早已迫不及待地要发动扩大对华侵略的果实。八国联军的目的也并不是拯救外国使馆，而是为了赶在大清帝国土崩瓦解之前尽可能攫取更多领土。这个机会，他们时刻都在期待着。因此，西方学者认为，“义和团事件远不是什么中国人背信弃义的例证，倒是西方伪善的典范”。

　　在那个群情激昂、热血沸腾、各种力量犬牙交错的夏天，据曾纪泽的女婿吴永（时任怀来县知县，慈禧太后出逃北京的第一站）回忆，太后对义和团的认识是这样的：

　　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地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地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人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

　　面对此种变故，慈禧最终被上述各种力量裹胁，按照他们的意图，几近疯狂地对八国宣战。她不过是当时群体无意识的一个代表。1900年夏天发生的事件，实在是一种制度性或者说结构性的危机总爆发。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间，牵涉太多的历史事实和利益团体，慈禧的行为，也难以从一两句话中得盖棺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