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晚年经过的几次重大事件（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八国联军侵华），超过了这位统治者的应付能力，或者说超过了大清王朝全部官员们的应付能力。就其个人而言，慈禧在最后十年间（1898～1908年），无疑是发生了精神和人生上的多重变化。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迄今论者已经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考证和诠释。其结论大抵为如下两端：

　　一是认为慈禧是守旧官僚和顽固抗拒变法的代表，诚如众所周知的，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一手镇压下去的。所以慈禧反对革新是毋庸置疑的。

　　另一种认识是，慈禧并非一贯就反对变法维新。史家们认为，没有慈禧首肯，光绪皇帝根本不敢干这么大的一件事。包括《定国是诏》在内的不少“圣旨”，下达前都曾送慈禧审定。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曾12次专程赴颐和园朝拜慈禧，“这些会见绝不仅是礼仪性的”。

　　在慈禧和光绪帝的关系中，慈禧顾及的是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是否会因为变法而丧失，所以发动政变，断送了百日维新。但是，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慈禧断送了中国的改革进程。慈禧所关心的是，是否能在她的权威之下推动中国的变革。

　　慈禧在逃亡之前一日，令崔玉贵溺死光绪帝的宠妃珍妃，这也和慈禧与光绪之间的权力争夺有关。珍妃得光绪专宠致使隆裕皇后失宠，加上她本人不善讨好老佛爷的性格，本已经为慈禧所不容。而她对光绪的政治支持则是导致自取灭亡的根本原因。据宫女和崔玉贵的回忆，囚禁了三年的珍妃在被慈禧最后一次召见的那个闷热的下午，慈禧对珍妃说：“洋人要打进城了，我们要避一避，带着你走不方便。”又说洋人一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们老了，无所谓了，而珍妃年纪轻轻，不要使祖宗蒙羞。珍妃说：“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慈禧大声呵斥说：“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珍妃说：“我没有应死的罪。”慈禧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把她扔到井里去。”从这个对话看，珍妃的确不怕死了，要么就是她完全不识时务。珍妃的话让慈禧马上就有了杀机，令自己的结局由可能的赐自尽变成了“他杀”：其一，慈禧成了逃跑的人，被珍妃这么一说，面子上很过不去；其二，珍妃不仅没有在口头上感谢慈禧的关照，而且仍然强调自己没有罪；其三，最要命的是，珍妃在这个关键时刻，居然还是明目张胆支持光绪，她的回答在政治上而言是自取灭亡。这就是宫廷斗争中一个本不应该进入宫廷的孩子应该付出的代价。

　　慈禧回銮后，对此事有些后悔。在慈禧亲自签发的以光绪之口吻拟就的上谕中，这样写道：“上年京师之变，仓猝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于宫内殉难，洵属节烈可嘉，加恩著追赠贵妃。”珍妃之死，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慈禧对权力和宫中秩序的看重，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成为慈禧人生中被人厌弃、仇视的重要证据。

　　慈禧在西逃之中就已经全面反思自己的行为。或者是被打怕了，或者是幡然醒悟了，随后的改革措施，是一个在慈禧的关照下，逐渐推进的过程。其中的许多措施，不仅实现了百日维新的目标，而且完全超过了当时康梁的胆识。略举数端如下：

　　1898年12月，京师大学堂成立。梁启超提出的“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成为其办学方针。

　　在八国联军的打击下，1900年12月初十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拟定《变法诏书》：“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其改革内容为“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

　　1901年3月初三日，下令成立了由礼亲王世铎、文渊阁大学士荣禄、体仁阁大学士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工部尚书瞿鸿禨组成的“督办政务处”，奕劻、李鸿章、荣禄等也直接负责新政变法事务。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

　　1901年7月24日，清廷明令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1901年12月23日，慈禧发布懿旨，破除满汉不通婚禁令，禁止妇女缠足。宣布“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至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搢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

　　1905年7月16日，清廷下达“考察政治谕”，派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东方时报》兴奋地高呼，“盛哉此举，其我国自立之权舆，吾人莫大之幸福欤”，“必将有大改革随其后，人心思奋，则气象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