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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新供给主义重启中国改革

作者:滕泰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和讯读书
  2012 年11 月9 日, 本书作者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 提出了“淡化总需求管理, 从供给侧推动改革” 的基本主张, 引起巨大反响。之后, 又连续发表《以新供给主义推动深层次改革》、《从供给端着手重启经济改革》、《放松供给约束, 解除供给抑制》等系列文章。2013 年, 《21 世纪报道》发表《供给学派的中国药方》的署名文章, 并用两个整版报道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声称本届政府的很多政策中都有新供给主义的影子, 一时间, “ 新供给主义” 声名鹊起, 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媒体开始关注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及其相关政策主张。

  那么, 究竟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供给端定义的经济周期和传统周期理论有何不同? 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机制是否能够实现? 面对产能过剩, 新供给主义提出的解决方案和马克思的计划手段, 以及凯恩斯的需求刺激手段有何不同? 如何刺激新供给, 创造新需求? 如何从供给端推动短期和长期经济改革? 如何从供给端建立稳定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公平有效的收入分配机制?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 是一个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 也可以作为新供给主义的短期经济管理目标, 然而实现这个短期目标的办法既不是刺激总需求, 也不是计划经济手段或传统产业政策,而是“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出发, 结合邓小平“解放生产力” 理论, 以及

  经济学供给学派思想, 提出以“放松供给约束(supply-side constraint)、解除供给抑制(supply-side restriction)” 为核心的一系列刺激新的有效供给的经济政策措施, 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 为核心的房价、物价配套管理办法, 以及以“供给贡献和边际报酬” 为标准的收入分配思想, 最终达到短期稳定经济运行、长期提高潜在增长率并促进效率和公平分配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第一节 总需求管理无计可施, 新供给主义峰回路转

  从过去十多年来看, 中国的总需求管理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 从当下来看, 靠政策进一步扩大内需或扩大外需都很难; 从长期来看, 总需求管理对经济增长是无效的。

  过去, 总需求管理效果不理想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原本不是问题, 但从十年后回顾历次干预的结果可以发现, 总需求干预之手频繁出击事实上并没有熨平周期, 反而从某种程度上放大了经济的颠簸, 而且使经济周期越来越短。不仅如此,每一轮“踩油门” 过后, 都难免遗留下大批的过剩产能、银行不良资产和地方政府债务; 每一轮“踩刹车” 下去, 都客观上造成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和股市暴跌。

  更进一步讲, 当经济政策的眼光被过多地吸引到总需求和短周期管理方面, 就难免造成对供给面和经济深层次改革措施的忽视。从一些具体经济领域来看, 过去十多年对房地产、对物价的需求管理效果也不甚理想。

当前, 扩大内需或扩大外需都很难

  李克强总理在谈到当前经济发展问题时曾指出, 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实现预期目标的空间已经不大。中国过去十多年来为扩大内需或外需, 能够使用的政策资源正在消耗殆尽: 连续多年超额货币发行之后, 在大量银行不良资产亟待消化的背景下, 再扩张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不可行; 在多次大大小小的财政刺激之后, 在地方政府债务亟待消化的背景下, 再通过财政政策扩张投资后遗症越来越多; 在多年汇率保护、出口补贴等刺激后, 在欧美日经济缓慢增长的背景下, 进一步扩大外需更不现实。

  此外, 在当前二元金融体制、高利贷泛滥的背景下, 民间投资也很难增长; 在社会保障体制没有根本变化、利率较高的背景下, 居民消费也难以进一步扩张。

  因此, 当下无论刺激投资还是消费, 其实都很难; “扩大内需” 很难落到实处。

  长期, 总需求管理无效

  总需求理论本来就是研究经济短周期的理论, 凯恩斯作为总需求管理理论的鼻祖, 也并不用总需求理论分析长期经济增长。即便总需求管理理论提出的财政或货币政策能够产生一定效果, 也注定是短期的。因为政府在某一时期通过低利率等货币政策或扩大投资的财政政策吹大的泡泡, 会在下一时期瘪下去; 反之, 某一时期被压抑的总需求, 也会在下一时期弹起来。无论总需求管理政策把投资和消费提前还是延后, 最终都不改变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

峰回路转, 新供给主义重启改革

当我们沿着总需求路线走到死胡同的时候, 如果能够换个角度从供给面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前景, 放开供给约束, 解除供给抑制, 就别有一番天地了。

  从短期来看, 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供给约束”, 只要通过减税、降低社会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 放松“供给约束”, 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

  从长期来看, 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与金融、资源与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五个方面都存在“供给抑制”, 只要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 解除“供给抑制”,就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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