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里常常有些小贩到村子里卖画片，有些画的是国家大事，有的则是戏中情节。有一年新春假期里，有一套新鲜的图画引起小孩子们的浓厚兴趣。这套五彩图画绘的是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渤海上的海战场面，日本舰队中的一艘军舰已被几罐装满火药的大瓦罐击中起火，军舰正在下沉。图中还画着几百个同样的大瓦罐在海上漂浮。这种瓦罐，就是当时民间所通用的夜壶，夜间小便时使用的。另一幅画中则画着一群带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中国打了大胜仗了!自然，那只是纸上的胜仗，但是我们小孩子们却深信不疑。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实际上是被日本打败了。而且割让了台湾，我们的海军被日本消灭，高丽也被日本抢走了。短短九年之内，中国已经相继丧失了三个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外围国，最先是越南，继之是缅甸，现在又丢了高丽。

    一个夏天的傍晚，一位临时雇工气喘如牛地从我父亲的书房里跑了出来。他说在书房里听到一阵叮当的声音，但是房里找不到人影。他说那一定是鬼在作怪。后来一追究，原来是时钟在报时。

    从无可稽考的年代起，乡下人一直利用刀片敲击火石来取火，现在忽然有人从上海带来了几盒火柴。大人们对这种简便的取火方法非常高兴。小孩们也很开心，在黑暗的角落，手上火柴一擦，就可以发出萤火虫一样的光亮。火柴在当时叫“自来火”，因为一擦就着；也叫“洋火”，因为它是从外洋运进来的。

    时钟实际上并无必要，因为在乡村里，时间算得再准也没有用处。早二三个钟头，迟二三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乡下人计时间是以天和月做单位的，并不以分成小时来计算。火柴其实也是奢侈品——用刀片火石不也是一直过得很好吗?至于煤油，那可又当别论了，煤油灯可以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这与菜油灯的昏暗灯光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

    美孚洋行是把中国从“黑暗时代”导引到现代文明的执炬者。大家买火柴、时钟是出于好奇，买煤油却由于生活上的必要。但事情并不到此为止。煤油既然成为必需品，那末，取代信差的电报以及取代舢舨和帆船的轮船又何尝不是必需品呢?依此类推，必需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

    很少人能够在整体上发现细微末节的重要性。当我们毫不在意地玩着火柴或享受煤油灯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是在玩火，这点星星之火终于使全中国烈焰烛天。火柴和煤油是火山爆发前的迹象，这个“火山”爆发以后，先是破坏了蒋村以及其他村庄的和平和安宁，最后终于震撼了全中国。

    基督教传教士曾在无意中把外国货品介绍到中国内地。传教士们不顾艰难险阻，瘴疠瘟疫，甚至生命危险，遍历穷乡僻壤，去拯救不相信上帝的中国人的灵魂。他们足迹所至，随身携带的煤油、洋布、钟表、肥皂等等也就到了内地。一般老百姓似乎对这些东西比对福音更感兴趣。这些舶来品开拓了中国老百姓的眼界，同时也激起了国人对物质文明的向往。传教士原来的目的是传布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却无意中为洋货开拓了市场。

    我不是说传教士应对中国现代商业的成长负主要责任，但是他们至少在这方面担任了一个角色，而且是重要的一角，因为他们深入到中国内地的每一角落。主角自然还是西方列强的商船和兵舰。基督教传教士加上兵舰，终于逼使文弱的、以农为本的古老中国步上现代工商业的道路。

    我曾经目睹买办阶级的成长以及士大夫阶级的没落。我自己也几乎参加了士大夫的行列，但是最后总算偷偷地溜掉了。所谓买办阶级，就是本国商人和外国商人之间的中国人。外国商人把货运到上海、天津等通商港埠，这些货品再通过买办，从大商埠转销到各城镇村庄。买办们在转手之间就可以大笔的赚钱，因此吃这一行饭的人也就愈来愈多。事业心比较强、际遇比较好的人，纷纷加入直接间接买卖外国货的新行业。有的人发大财，有的人则丰衣足食。际遇比较差的可就落了伍，有的依旧种田耕地，有的则守在旧行业里谋生。田地的出息有限，旧行业在外国竞争之下又一落千丈，于是旧有的经济制度很快的就开始崩溃了。结果是一大群人无可避免地失了谋生糊口的机会。这些不幸的人，一方面嫉妒新兴的暴发户，一方面又不满于旧日的行业，或者根本丧失了旧有的职业，结果就铤而走险。曹娥江大潮正在冲激着水闸，象征着即将破坏蒋村安宁的动乱正在奔腾澎湃。

    一个秋天的下午，我正在田野里追逐嬉戏，我忽然听到一阵紧急狂骤的锣声。敲锣的人一面狂奔着，一面高喊堤塘已经冲塌了，洪水正向村中漫过来。我拼命跑回家里，并把这消息告诉路上所碰到的一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