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马上忙做一团。我们赶快准备好船只、木浴盆，以及所有可以浮得起来的东西，以便应付即将来临的灾难。有的人则决定爬到大树上去暂避。第二天早晨，洪水已经冲进我家的大门，水头像巨蟒一样奔进院子。到了中午时，小孩已经坐上浴盆，在大厅里划来划去了。

    堤塘缺口终于用沙包堵住，曹娥江也不再泛滥了。洪水在我们村里以及邻近村庄停留约一星期，然后慢慢退到低地，最后随江河入海，同时卷走了所有的稻作。

    大约一星期以后，一只大船在傍晚时分载着许多人向我们村庄划过来。这只船在我家附近停下，船上的人也纷纷离船上岸。我们为防意外，赶紧闭起大门。他们用大石头来捣大门，最后终于排闼而入。领头的人身材魁伟，显然孔武有力，辫子盘在头顶上。他带着一伙人走到天井里，高喊：“我们肚子饿，我们要借粮。”其余人也就跟着呐喊助威。他们搜索了谷仓，但是没有马上动手搬；他们要“借”。最后经过隔壁一位农人的调停，他们“借”走了几担谷子以后，就回船启航了。这是随后发生的一连串变乱的首次警号。

    性质相近然而比较严重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在邻村发生。开始时是“借”，随后就变质为抢劫。抢劫事件像野火一样到处蔓延，乡间微薄的官兵武力根本无法加以阻遏。而且抢粮食不能处以极刑，但是在那种情势下，恐怕只有极刑才能加以遏止，至少暂时不至如此猖獗。

    “借粮”的事件一直延续至那年冬天。不久之后，杀人掳掠的暴行终于在孙庄首次发生。被害的孙君在上海有一片生意兴隆的木行。孙君的父亲曾在上海承包“洋行”的营造工程而发了大财。

    那是一个凛冽的冬夜，孙庄的人很早就躲到被窝去了。有人从窗子里发现黑暗中有一队火把正从大路上向孙庄移动。火把临近孙庄时，大家听到一阵枪声。强盗来了!强盗冲开孙家的大门，抢走了孙家所有的金银财帛——名贵的羊裘皮袄、金银器皿、珍珠宝石，无一幸免。他们并且掳走了孙君，把他绑在一根长竹竿的顶端，然后又把他压到河底。第二天孙家的人拖起竹竿才发现他的尸体。

    抢劫的风潮迅速蔓延到各村庄。几百年来乡村人们所享受的和平与安宁，一夜之间丧失殆尽。我们没有一夜能够安稳地睡。我父亲从上海买来了手枪以及旧式的长枪。大家开始练习放枪，小孩子也不例外。我们拿鸟雀当活靶，因此连鸟雀都遭了殃。我们轮班睡觉，值班的人就负责守夜。一听到犬吠，我们就向空放枪警告盗匪，自然有时是虚惊，有时却的确把强盗吓跑了。为了节省弹药，我们常常在枪声中夹带些爆仗。

    永远这样紧张下去究竟不是事。父亲最后无可奈何地带了一家大小搬到上海住下来。

    我们搬家之前的两年内，我曾在绍兴继续我的学业。我还在家垫里念书的时候，父亲曾经问我将来愿意做生意还是预备做官。我的两位哥哥都已经决定步入仕途。父亲要我决定之前，仔细考虑一番。

    做官可以光宗耀祖，几百年来，年轻人无不心向往之。自然我也很希望将来能做官。在另一方面，新近发财的人可以享受新颖奇巧的外国货，这般人的生活也是一种强烈的引诱。名利之间的选择，多少与一个人思想中所已灌输进去的观念和理想有点关联。

    我听人家说，我们中国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虽然每一阶级在整个社会里都有特定的任务，士大夫都是统治阶级，因此也是最尊荣的一级，依照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哲学家当为国王，所以我们可以说，哲人、学士如果做不到帝王，至少也应该是公卿、宰相。中国的贵族阶级除极少数例外，都不是世袭的，而是由于本身努力达到的。俗语说：秀才是宰相的根苗。如果我去经商，那么将来不就与功名无缘了吗?

    因此我决心续求学问。自然，我当时对学问的意义并不十分了解；我只觉得那是向上层社会爬的阶梯。在我们村子里，农、工、商三类人都不稀罕。种田的不必说了，商人也不少。好多人在上海做生意，从上海带回来很多好玩的东西：小洋刀、哨子、皮球、洋娃娃、汽枪、手表等等，多不胜举。至于工匠，我们的一位族长就是木匠，他的儿子们也是的。一位远房叔叔是银匠，专门打造乡村妇女装饰的指环、手镯、钗簪之类。至于读书的人，那可不同了。凡是族人之中有功名的，家庙中都有一面金碧辉煌的匾额，举人以上的家庙前面还有高高的旗杆，悬挂他们的旗帜。我还记得有一天县太爷到邻村查办命案，他乘坐一顶四人扛抬的绿呢暖轿，红缨帽上缀着一颗金顶，胸前挂着一串朝珠。四名轿夫每人戴着一顶尖锥形的黑帽，帽顶插着一根鹅毛。暖轿前面有一对铜锣开道，县太爷所经之处，老百姓就得肃静回避。他是本县的父母官，我们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都得听他发落。他的权势怎么来的?读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