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新旧之争仍在方兴未艾，立宪与革命孰长孰短亦无定论，中国这时已经无可置疑地踏上西化之路了。日本对帝俄的胜利，更使中国的西化运动获得新的鼓励，这时聚集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已近五万人，东京已经成为新知识的中心。国内方面，政府也已经开始一连串的革新运动，教育、军事、警政都已根据日本的蓝图采取新制度。许多人相信：经过日本同化修正的西方制度和组织，要比纯粹的西洋制度更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日本接受西洋文化。但是也有一班人认为：既然我们必须接受西洋文明，何不直接向西洋学习?

    我是主张直接向西方学习的，虽然许多留学日本的朋友来信辩难，我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进了南洋公学，就是想给自己打点基础，以便到美国留学。这里一切西洋学科的课本都是英文的，刚好合了我的心意。

    南洋公学开办时，采纳了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博士的许多意见。南洋公学是交通大学的前身，交通大学附近的福开森路，就是为纪念这位美国传教士而命名的。南洋公学的预科，一切按照美国的中学学制办理，因此南洋公学可说是升入美国大学的最好阶梯。学校里有好几位讲授现代学科的美国人。在校两年，在英文阅读方面已经没有多大困难，不过讲却始终讲不好。学校教的英文并不根据语音学原理，我的舌头又太硬，始终跟不上。

    课程方面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旧学，一类是西洋学科。我在两方面的成绩都还过得去，有一次还同时侥幸获得两类考试的荣誉奖。因此蒙校长召见，谬承奖勉。

    校舍是根据西洋设计而建筑的，主要建筑的中心有一座钟楼，数里之外就可以望见。有一排房子的前面是一个足球场，常年绿草如茵，而且打扫得很整齐。学校当局鼓励学生玩足球和棒球，学生们对一般的运动也都很感兴趣。

    我生来体弱，进了南洋公学以后，开始体会到要有高深的学问，必须先有强健的体魄。除了每日的体操和轻度的运动之外，还给自己定了一套锻炼身体的办法。每天六点钟光景，练习半小时的哑铃，晚问就寝前再练一刻钟。继续不断地练了三年，此后身体一直很好，而且心情也总是很愉快。

    包括德、智、体三要素的斯宾塞尔教育原则这时已经介绍到中国。为了发展德育，就温习了四书，同时开始研究宋明的哲学家以及历代中外伟人的传记，希望借此学习他们的榜样，碰到认为足资借鉴的言行时，就把它们摘录在日记本上。然后仔细加以思考，试着照样去做，同时注意其成绩。这些成绩也记载在日记上，以备进一步的考核。

    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末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了。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这样就不知不觉地做了一项东西道德行为标准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结果是学到了如何在道德观念中区别重要的与不重要的，以及基本的与浮面的东西。

    从此以后，对于如何立身处世开始有了比较肯定、比较确切、也比较自信的见解，因为道德观念是指导行为的准绳。

    我开始了解东西方的整体性，同时也更深切地体会到宋儒陆象山所说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的名言。同时开始体会到紊乱中的统一，因为我发现基本道理原极有限，了解这些基本道理之间的异同矛盾正可以互相发明，互相印证。使我感到头晕眼花的只是细微末节的纷扰而已。孟子和陆象山告诉我们，做学问要抓住要点而舍弃细节，要完全凭我们的理智辨别是非。于是我开始发展以理解为基础的判断能力。不再依赖传统的信仰。这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像是脱下一身紧绷绷的衫裤那样舒服而自由。

    但是，理解力也不能凭空生存。想得太多，结果除失望外一无成就。这样是犯了孔子所说的“思而不学”的毛病。当然，导向正确思想的途径还是从思想本身开始，然后从经验中学习如何思想。你不可能教导一个根本不用脑筋的人如何去思想。后来我留美时读到杜威的《我们如何思想》，使我的信念更为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