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里，全国各校的学生倒是都能与学校当局相安无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校外活动的兴趣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于给学校当局找些无谓的麻烦已经感到厌倦。不过，他们却把注意力转移到为他们做饭的厨子身上去了。当时上海学生的伙食费是每月六块钱；在内地，只要三块钱。因此饭菜不会好到哪里去。但是学生对伙食很不满意，不是埋怨米太粗糙，就是埋怨菜蔬质地太差，因此常常要求加菜——通常是加炒蛋，因为炒蛋最方便。当时鸡蛋也很便宜，一块钱可以买五六十个。有时候，学生们就砸碎碗碟出气，甚至把厨子揍一顿。几乎没有一个学校没有“饭厅风潮”。

    一九0七年，安徽省城安庆发生了一次昙花一现的革命。革命领袖是徐锡麟，我们在前面曾提起他过。他是安徽省警务督办，曾在绍兴中西学堂教过书。我们在前面也曾经提及。(中西学堂就是我最初接触西方学问的地方，我在那里学到地球是圆的。)他中过举人，在中西学堂教过几年书以后，又到日本留学。他回国后向朋友借了五万块钱，捐了道台的缺，后来被派到安庆。他控制了警察以后，亲手枪杀安徽巡抚，并在安庆发动革命。他同两名亲信带了警校学生及警察部队占领军械库，在库门口架起大炮据守。但是他们因缺乏军事训练，无法使用大炮，结果被官兵冲入，徐锡麟当场被捕。他的两位亲信，一名叫陈伯平的阵亡了，一位叫马子夷的事后被捕。

    马子夷是我在浙江高等学堂的同学，他和陈伯平从日本赴安庆时，曾在上海逗留一个时期。两个人几乎每天都来看我，大谈革命运动。他们认为革命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还约我同他们一道去安庆。但是一位当钱庄经理的堂兄劝我先到日本去一趟。那年暑假，就和一位朋友去东京，顺便参观一个展览会。我们离沪赴日的前夕，马子夷、陈伯平和我三个人在一枝春酒楼聚餐话别。第二天我去日本，他们也搭长江轮船赴安庆。想不到一枝香酒楼一别竟成永诀。

    初次乘大洋轮船，样样觉得新奇。抽水马桶其妙无比。日本茶房礼貌周到。第二天早晨，我们到达长崎，优美的风景给我很深的印象。下午经过马关，就是李鸿章在一八九五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地方。我们在神户上岸，从神户乘火车到东京，在新桥车站落车。一位在东京读书的朋友领我们到小石川二十三番君代馆住下。东京的街道当时还没有铺石子，更没有柏油，那天又下雨，结果满地泥泞。

    我到上野公园的展览会参观了好几十趟，对日本的工业发展印象很深。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迹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夜间整个公园被几万盏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我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到日本后约一星期，君代馆的下女在清晨拿了一份日文报纸来，从报上获悉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的消息。如果我不来日本而跟那两位朋友去安庆，恐怕我不会今日在此讲“西潮”的故事了。

    我对日本的一般印象非常良好。整个国家像个大花园，人民衣饰整饬，城市清洁。他们内心或许很骄傲，对生客却很有礼貌。强迫教育使国民的一般水准远较中国为高，这或许就是使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所在。这是我在日本停留一月后带回来的印象。后来赴美国学教育学，也受这些感想的指示。但是国家兴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让我等机会再谈罢。

    不久以后，又开始为学校功课而忙碌。第二年暑假，跑到杭州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结果未被录取。于是向父亲拿到几千块钱，预备到加利福尼亚州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