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 童年教育(2)
蒋梦麟回顾重大历史事件 作者:蒋梦麟 2008-04-30 11:46
不管学生愿意不愿意,他们必须守规矩,而且要绝对服从。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礼拜天。每逢阴历初一、十五,我们就有半天假。碰到节庆,倒也全天放假,例如端午节和中秋节。新年的假期比较长,从十二月二十一直到正月二十。
在家塾里念了几年之后,我渐渐长大了,也记得不少的字。这时先生才开始把课文的意思解释给我听,因此念起书来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吃力了。从四书五经里,我开始慢慢了解做人的道理。按照儒家的理想,做人要先从修身着手,其次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其中深义到后来我才完全体会。
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是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这些成语驱策着我向学问之途迈进,正如初春空气中的芳香吸引着一匹慵懒的马儿步向碧绿的草原。否则我恐怕早已丢下书本跑到上海做生意去了。理想、希望和意志可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的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老式私塾里死背古书似乎乏味又愚蠢,但是背古书倒也有背古书的好处。一个人到了成年时,常常可以从背得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事的指南针。在一个安定的社会里,一切守旧成风,行为的准则也很少变化。因此我觉得我国的老式教学方法似乎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需要。自然,像我家乡的那个私塾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那只有给小孩子添些无谓的苦难。我怕许多有前途的孩子,在未发现学问的重要以前就给吓跑了。
在我的家塾里,课程里根本没有运动或体育这个项目。小孩子们不许拔步飞跑,他们必须保持“体统”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吃过中饭以后,我们得马上练字。我们简直被磨得毫无朝气。
话虽如此,小孩子还是能够自行设法来满足他们嬉戏的本能。如果先生不在,家塾可就是我们的天下了。有时候我们把书桌搬在一起,拼成一个戏台在上面演戏。椅子板凳就成了舞台上的道具。有时候我们就玩捉迷藏。有一次,我被蒙上眼睛当瞎子,刚巧先生回来了,其余的孩子都偷偷地溜了,我轻而易举地就抓到一个人——我的先生。当我发现闯了祸时,我简直吓昏了。到现在想起这件事尚有余悸。
春天来时,放了学我们就去放风筝,风筝都是我们自己做的。风筝的形式不一,有的像蜈蚣,有的像蝴蝶。夜晚时,我们把一串灯笼随着风筝送到天空,灯笼的数目通常是五个、七个或九个。比较小的孩子就玩小风筝,式样通常是蜻蜓、燕子,或老鹰。“燕子”风筝设计得最妙,通常是成对的,一根细竹片的两端各扎一只“燕子”,然后把竹片摆平在风筝绳子上。送上天空以后,一对对的“燕子”随风摆动,活像比翼双飞的真燕子。有一次,我还看到好几只真的燕子在一只“燕子”风筝附近盘旋,大概是在找伴儿。
满天星斗的夏夜,村子里的小孩子们就捉萤火虫玩儿。有些小孩子则宁愿听大人们讲故事。讲故事的大人,手中总是摇着一柄大蒲扇,一方面为了驱暑,一方面也是为了驱逐纠缠不清的蚊子。口中衔旱烟杆,旁边放着小茶壶,慢条斯理地叙述历史人物的故事、改朝换代的情形,以及村中的掌故。
大人告诉我们,大约二百五十年前,清兵入关推翻了明朝,盗贼蜂起,天下大乱,但是我们村中却安谧如恒。后来圣旨到了村里,命令所有的男人按照满洲鞑子的发式,剃去头顶前面的头发,而在后脑勺上留起辫子。男子听了如同晴天霹雳,女人们则急得哭了,剃头匠奉派到村子里强制执行,他们是奉旨行事,如果有人抗旨不肯剃头,就有杀头的危险。留头究竟比留发重要,二者既然不可得兼,大家也就只好乖乖地伸出脖子,任由剃头匠剃发编辫了。当然,后来大家看惯了,也就觉得无所谓,但是初次剃发留辫子的时候,那样子看起来一定是很滑稽的。……
从这位讲故事的长者口中,我们总算学到了一点历史,那是在家塾中学不到的。此外,我们还得到一点关于人类学的传说。故事是这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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