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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屋中的呐喊

作者:张凤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和讯读书
  ——解读城市现代性、中国现代浪漫文学教授李欧梵

  李欧梵,1939年生于河南太康,曾任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

  李欧梵学生时期,曾先后跟随学术巨擘史华慈等人学习,并曾在台湾大学与同学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等人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

  李欧梵自台湾大学毕业后,先后求学于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并执教于达特茅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印第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多所大学,为华裔首位哈佛族裔委员会主席、台湾“中研院”首位中国现代文学院士。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都市文学、现代小说和中国电影。王德威赞誉李欧梵“但开风气不为师”,其著述包括《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中西文学的徊想》《上海摩登》《狐狸洞话语》《范柳原忏情录》《东方猎手》等。他创立的中国文化工作坊演讲会,迄今仍是哈佛最盛的研讨。

  初来波士顿这个文化重镇,绍光就被一些合唱团的朋友请去指挥,在圈子里就听得谈论写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的李欧梵教授和他那声乐家妹妹李美梵的音乐造诣,对这位现代文学专家的才艺之宽阔,很是讶异。1990年“五四”刚过,他应王德威教授之邀,回到哈佛费正清中心来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的创新与传承”大会,我总算得见当年曾与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白先勇等人创办《现代文学》的他。

  当时李教授正被哈佛及加大洛杉矶分校两校拉角,分身乏术。经过两年的迂回,1992年他先回哈佛任客座教授,1994年正式任教哈佛东亚系。

  李教授是河南人,长在新竹,1961年毕业于台大外文系。1970年,即在获哈佛博士前一年,他已在常春藤盟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任教,1970年冬至1972年1月任教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1972年1月至1976年暑假任教普林斯顿大学,1976年至1982年任教印第安纳大学,1982年至1990年任教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大学最后三年兼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90年至1994年任教加大洛杉矶分校,1994年终于返回母校哈佛任教十年,2004年荣退后客座香港各大学。

  李教授1939年生于河南太康。父亲李永刚(影桦)先生与原籍江苏的母亲周瑗女士,是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的同学,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念书相恋到结婚,成为佳偶,颇有“五四”的浪漫精神。成婚之时,李永刚先生正任教河南信阳师范,抗日战争也已开始。李教授说:“他们婚礼那天,信阳师范全校师生列席参加,日本人也来凑热闹,派了数十架飞机来‘贺喜’!家父母这一代人由‘五四’的浪漫心态转向抗战的爱国奋斗精神,心情上的变迁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和社会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

  从李教授父亲珍藏了三十多年后才发表的一本日记《虎口余生录》中,可明了他们一家于1945年3月到6月间在河南山区逃难的来龙去脉,深感这类真实生动的家史之鲜见又可观。

  1945年正值抗战尾声,那时学校就是一个大家庭,学生流亡在外,他们的父母早已把他们交给老师。李教授的父亲曾任信阳师范的教务主任、代理校长和校长(胜利后),母亲是音乐教员和女生指导员,所以真可说是学生们的父母一般。当时信阳师范校址迁到豫西的师岗,学生大部分是穷乡僻壤的贫民子弟,逃难所接触的大多是农村老百姓。

  李教授记得幼年时父亲往往数日不归,住在学校办公室内料理校务,这种献身教育的精神,是这一代教书的人包括他自己都望尘莫及的。这是谦辞,其实他尽心教学早已有名。

  当时父母全校集合欲逃难前往西安,一家流落虎口。李教授说:“我实难辞其咎,当时刚满六岁,患了严重的伤寒。”他父亲公私两忙,睡眠更少,1945年3月30日他父亲显然面临重大的决定,是该以责任在身率领学校大家庭西行,还是为一己之私而放弃出发?

  李教授的母亲以眼泪倾诉,其弟亚梵在师岗病逝,此时母亲极不愿损失欧梵这个孩子,想暂时脱离大队,等他病势稍轻,再设法西去。父亲也不愿丢掉这个孩子,只好忍痛告别学生,仅将行李书籍随同运出。

  最后所有藏书丢尽,他父亲身边仅带一本《英文会话文件辞典》和小提琴:“父亲在大学从马思聪先生学小提琴,又从一位奥地利教授学指挥,更喜欢读翻译的西洋小说,可算是典型的西化人物,即使在紧要关头,仍不忘他的西方嗜好。”

  李教授全家逃到了山区。那个4月,正是他们兄妹过生日的初春季节,不想却赌上了命运。在河南山区,本以为安全,全家躲在牛棚。两岁大的妹妹连吃了五个冷鸡蛋,李教授自己正坐在山坡下的竹林中玩耍,突然山头出现一队黄制服的人,接着就有声音噗噗地响起来,像放炮,似乎是儿戏,事后回忆犹有余悸。

  他父亲在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夜狂风,今晨见天色阴晦昏暗,七时许,开始落着小雨,村里的军队都在岭上布防了,重机枪手雄伟地站在土岗上,凝望着前面。今夜会与敌人遭遇吗?机枪声清越可闻。大炮则二三分钟一发,震动山谷。每一发炮弹,都是‘砰’一声响后,隔三五秒,甚至约十秒,才听到哗啦炮弹落地声,随着是群山的回声呼应,声音的路线历历可寻。彳亍在生死的边缘上,人本能地趋于自求生存的自私,把妻儿们安置一下,就爬上山顶去……”

  他父亲与友人,把手枪埋在碎石堆里,把日记本也塞在石头缝里,处置好后屏着呼吸,等待最后的命运。半小时后,不见动静,一切都沉在死寂里。他父亲总觉得所躲的地方不安全,又沿着山沟,爬到巨石堆积的另一山坡,躺到山洞中,在从石缝里取回的日记上潦草地写着:“离开妻儿们已经两三个小时,不知道他们安全否?生命系于一线,随时可断……他们如果遇到不幸,我的一切都完了,我会傻、会疯,也许会死——死,多么可怕的字。几十声枪响,断续地掠过头顶;一阵寒栗自脊背而下。”在死亡的阴影下他们相顾失色。

  李教授回顾这段虎口余生时,只有庆幸,并有种天地不仁的罪咎之感:“为什么这几个家人因我而落入虎口,但今天音讯全无生死不知,反而没有我幸运?重读同学陈若曦的《尹县长》,也同样有犯罪的感觉,人世间有幸有不幸,往往幸运的人得以生存,是很多不幸人的生命换来的,我这个幸与不幸的看法近于迷信命运……”

  逃避日本人的噩梦,早已被他的下意识压抑下去了。对于继续从河南边境逃入陕西,越过秦岭而至西安的“原始旅程”,记忆反更清晰。也可能是最后一段漫漫长途,使李教授突然从幼年进入“少年”。据他母亲说,在某些地方,他的心理竟然相当“成熟”。当时李教授当然还不能了解父母贫困到变卖订婚戒指的程度,但于世事也有了深切的体会。大概是在安康,全家寄住在父亲的朋友梁冰潜伯伯家,两三家人至少有一个多月不知肉味。有天母亲带他到市场,偷偷买了个牛肉烧饼给他吃——说不定是用典当衣物后的钱。他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嚼后,母亲对他说:“我们李家的孩子最乖,能吃苦不乱闹,所以给你一个烧饼吃,用作奖励。”他听后并不自鸣得意,却突然想哭,“从此之后,在我的脑海里,‘乖孩子’就等于‘能吃苦’,也就是‘懂事’,似乎对于整个人生也看‘乖’了。”

  那一段旅程,他家一路上处处靠朋友照顾,至今难忘。他父亲的朋友像他父亲一样义气,又因河南民风淳朴,老农的真挚待客,也与沿途壮丽的山路一样深留记忆。

  群山之下常有清溪,李教授的父亲有疾怕湿气,走在山上,他们则沿溪山上山下呼应,非常有趣。他父亲以诗人之笔记道:“遍山青绿,异常鲜丽。春匆匆来,又匆匆飞去。黑暗留在后面,敌人所占据的山地留在后面,前面是光明,是自由,是祖国的大好河山。”身历其境,他犹记得最后从群山中走出来,突然看到生平从未见过的平原,那一片一望无尽、欣欣向荣的自由美景,使他顿时对将来生出一股幸福的憧憬。多年后,他在台大,想把这初望平原的心境,做讨论人生小说的象征主题,可惜当时未能写出来。

  一般抗战时期的报道文学,经矫揉造作的文字修饰后,不忍卒读,可以说是浪漫精神的不良影响。他记得威尔逊(Edmund Wilson)论南北战争文学时说:战乱时的作品,往往带煽动性或新闻报道性,有思想深度者极罕见。他颇客观地说:“在真实战乱下写的东西,是不可能夸张做作的,因无时间在文字上下功夫,这种言简意深的作品,反而令人感动!”

  战火再起,李教授的父亲考虑举家迁台之时,在一张台湾地图上发现了新竹——好雅的名字,又是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于是全家真的在新竹定居下来。父母亲同在新竹师范任教,也把献身精神带给新竹师生。李教授从小在学生堆里长大,家里来访的学生络绎不绝。他们全家在小城住了八年。

  多年前的新竹,到处是风沙脏乱。记得小时候赤着脚,穿过稻田中的小径去上学。放学后,在泥泞中打弹子,阴沟里抓泥鳅,有时也会在屋后的草丛里捕到几只彩色缤纷的蝴蝶;还记得夏日骄阳如炙下的柏油马路,走起来脚底烫得发热,远处冰店传来靡靡之音……

  他们一家四口挤在一间斗室里,三家人共享厨房,十几家人共“享”公厕,就这样安定了下来。战争的梦魇,逐渐在回忆中消失,新竹遂变成了他真正的家。

  “淳朴的生活,成了我的习惯。在这八年里,我不知道生命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知道念书。”早晚恶性补习,由竹师附小入新竹中学,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台大,这就是人生的大事。进了中学后,他不再赤足上学。

  父亲为他买了一辆脚踏车,他每天骑着车子,穿着土黄色的学生制服,在风沙里疾驰。学校在半山上,每天清晨,当他背着书包骑车上山,总觉得是段漫漫长途,目的地虽遥遥在望,“但我知道,抵达目的地后,我的负担会更吃重,一天的课业压在心上——数学习题、国文作文、英文考试、化学试验,从早到晚,似乎永无喘气的余地。于是一天又一天,周而复始,难道这就是生命?”

  书本和学校以外的世界,他很少接触,父母也不准接触。但唯一的例外是电影院,这成了他的避难所,看电影也成了他心目中的美事,有时不禁感到奔波于家门和学校间,目的就为了周末可以看电影。周六晚和周日午后是他的黄金时光,一场接一场地看,在漆黑的座椅间,忘记身外一切逆来顺受的难关苦楚,完全陷入银幕上的理想世界。

  他可以在黑暗中放胆遨游,把银幕旁幻灯片上的剧情任意渲染,织造出更美丽动人的故事。他得到不少安慰,更发现了西方世界:古希腊的废墟、古罗马的竞技场、中古欧洲的城堡、美国西部的原野……好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

  散场后,从戏院走出来,他猛然感到小城的窒息,幻想将来要远渡重洋,到西方世界开创自己的天下,将在陌生的国度里,遍尝人生酸甜苦辣,再悄悄回来走进戏院旁的咖啡店,静静回味。夜晚,在万籁俱寂的街上,看完电影,骑着单车,迎着皓月,驰骋在更绮丽浪漫的梦幻中。

  李教授从读书以来,兴趣一直在文学。1957年考上台大外文系这个十分热门的系,同届共一百多位同学,原本相当疏离。到1958年5月20日才由陈若曦、陈次云发起“南北社”,他和几个好朋友白先勇、欧阳子等人被邀加入,王文兴、戴天、席慕萱等人后来加入。这个社早期多游乐联谊,桥牌、郊游、座谈,因为都对文艺感兴趣,又写又谈,并在1960年年初白先勇任社长时,正式创立“现代文学杂志社”。刘绍铭、丛甦、王祯和、刘大任、蔡文甫、朱西宁、陈映真、黄春明、施叔青、李昂、林怀民、七等生、三毛、荆棘、李黎、水晶、奚淞、余光中、叶维廉、杨牧、张错、钟玲、郑恒雄、杜国清、柯庆明等许多现在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都曾帮忙写、编、校,尽各种努力。2008年9月20日,由台大和“国家图书馆”主办的“蓦然回首:现代文学”座谈演讲,邀请他和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叶维廉等人畅述那段风风火火的盛事!

  李教授自谦:因为当年,他还未创作小说,只是帮助好朋友们“摇旗呐喊”。他们要翻译卡夫卡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他就译。事实上当时也不太了解,等到了国外多年,才发现当时已闯出几条路,值得重视。白先勇老师对我说:欧梵学业成绩好,每学期考第一。

  在同学欧阳子等人的笔下,李教授多才多艺,对音乐和电影,更有惊人的丰富知识。所以快毕业时,他有两个“妄想”:到好莱坞去学电影导演,到维也纳去学指挥——虽属家学渊源,但也遭父母反对,当然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做做梦!

  李教授从好友刘绍铭教授处得知读文学备受“吃马铃薯”之苦。他自认还没有创作,怕申请不到奖学金,所以就选择外交、新闻、历史等路子。结果1962年芝加哥大学的国际关系要比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广播电视系给的奖学金更高些,他就去念了。

  但是他对当时国际关系研究所流行的“游戏理论”,不顾人文道义的外交方式,感到索然无味。辛苦烦闷,又穷得无钱买酒,也没胆量去酒吧,当然更没有胆量效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去自杀,穷途末路下除了看看电影,就买学生票听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奏做仅有的娱乐。在焦虑之中他念沙特(J. P. Sartre)、卡缪(A. Camus);又因看遍欧洲电影,电影梦再度汹涌起来,想申请加大学电影或印大学戏剧。但是,由于他在芝大跟随选课和工作的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的推荐,哈佛东亚系给了他全额奖学金,1963年秋他转学这首屈一指的学府,开始念中国近代思想史。

  “历史是偶然,文学是兴趣!”他不免感到内心的恐慌。儿时的家庭教育中灌输的多是希腊神话,他的名字就取自希腊神话人物奥非欧(Orpheus),且他之前接触的是西洋音乐与文学,而非国乐京剧围棋及“四书五经”、《左传》、《史记》、唐诗,但他逐渐在一知半解中对过去的文化产生好奇心,重新再发现传统,也发现了自己。

  李教授的指导教授史华慈研究过严复,于是他由严复的好友林纾(琴南)翻译的大量西方文艺作品推究起,发现从“五四”的一代到他父母的时代,都怀有一种浪漫的情绪,对外在世界不满,对庸俗价值藐视,个人反抗遂演变成对纯艺术的本体追求,故而有创造社初期“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实则熔浪漫与象征为一炉。这一代极为主观地发泄个人情感如勇气、热情等,推崇强调人的本质和尊严,又对社会现实具有人道同情心的作品,是特殊的历史社会环境下的产物。

  李教授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就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密切关系,以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视野和角度,较客观地析论当时文人的种种颓废、逃避、自哀自怜的现象,虽各有其个人原因,但背后却隐现着一个时代的大征象——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体感受到与政治社会的疏离。郁达夫有意无意间,用了19世纪由俄国的屠格涅夫首用的一个重要意象——零余者。

  “五四”文人的弱点,正代表历史上价值的变动。他们的疏离感——西方的并不尽相同——并非全出自物质环境的变迁,而是渊源于对社会的一种自觉。从古至今,有心的知识分子很难挣脱,也不愿挣脱个人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密切联系。

  胡适以文学革命与西方文艺复兴相比,但李教授认为与欧洲18、19世纪之交的浪漫主义反动相比更较适切。二者皆反对古典传统的迂晦、雕琢、形式化,主张发扬个性、主观、人性、皈依自然,奔泻一己的坦诚和情感。如果说卢梭是浪漫主义之父,其《忏悔录》是后来各浪漫作家的经典,中国新文学所受的正是这种影响。

  如徐志摩由哈代(T. Hardy)之死,歌颂整个欧洲文学。徐志摩的着眼、词汇和看法全是浪漫的:“从《忏悔录》到法国革命、浪漫运动,到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尼采到哈代,我们看到人类冲动性的情感,脱离了理性的挟制,火焰似的迸窜着,在这火焰里激射种种的运动和主义。”他推崇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泰戈尔、罗素,认为“他们柔和的声音,永远叫唤着人们天性里柔和的成分,要它们醒来,凭着爱的无边力量,来扫除种种隔碍,我们相爱的势力,来医治种种激荡我们恶性的疯狂,来消灭束缚我们的自由与污辱人道尊严的主义与宣传”。这显然是卢梭的翻版,也证明其号召力。

  郁达夫亦曾赞扬卢梭为人类解放者、反抗的诗人、自由平等的拥护者、大自然的骄子等。除上述者外,当时文人崇拜的英雄尚有:拜伦、雪莱、济慈(J. Keats)、歌德、高尔基、雨果、拉马丁(A. Lamartine)、莫泊桑,西方重要作家几被网罗殆尽,用同一浪漫气息,不论优劣派别,一口气全都吞了进去。

  对此,1926年梁实秋在哈佛就学时就写过长文加以针砭。梁先生指出,“同时代的新文学运动根本的是受外国影响,推崇情感、轻视理性,对人生的态度是印象的,皈依自然、侧重独创。”梁先生师崇白壁德(I. Babbitt),白氏师崇阿诺德(M. Arnold),是抨击浪漫主义最烈之人,梁先生的态度是师承有自。

  李教授又感觉到中国近代文学,也许是受西潮影响太快,往往兼容并取,只要是新的、时髦的,都是好的。但与西方浪漫作品相较,独缺带有宗教色彩的对宇宙人生的神秘感和想象力——20世纪英美批评家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而且“五四”的文学作品,浪漫情绪的表现还是与国家民族的大问题相连,文学的形式,脱离不了写实的手法,从一鳞半爪的消息走向前卫式的各种新文学——自然主义、象征、抒情、伤感的人道主义等,又与纯写实的福楼拜大相径庭。

  他们也没有把西方浪漫主义,自歌德、雨果之后的那种浪漫哲学特色吸收进来。欧洲作家觉得对现实不满而创造、想象的艺术文学,应该是个有距离的美学世界,背后含有哲学背景,层次是高于现实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

  而中国方面自晚清以降,“现代”取向的意识形态,在字义含义中都充满“新”内涵:维新、新民、新青年、新文化、新文学,“新”字几乎与一切社会性、知识性的运动息息相关,欲求中国解脱传统的桎梏,而成为“现代”国家。

  因此,中国的“现代性”,不仅是以排斥过去的现时意识为主的信念,而且也是往西方求新的探索,在不同程度上继承西方中产阶级现代性司空见惯的观念:进步与进化的观念,实证主义对历史前进运动的信心,以为科技可能造福人类的信仰,广义的人文主义架构中自由与民主的理想。正如史华慈所言,其价值已然经过“中国的”再阐释。

  19世纪前半叶,依照马泰·卡林内斯库(M. Calinescu)所言,在西方文明的舞台上,现代风便发生无法改变的分裂:一面是科技跃进,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势如破竹的经济社会变迁;一面是成为美学观念,产生象征、立体、未来、意象、表现、达达和超现实等主义,代表对前者激进的反动。

  这反动,事实上可以远溯到浪漫主义运动,反抗一成不变而讲究完美的古典观念和包藏在19世纪日增月涨的物质文明中的虚伪和粗鄙,在20世纪之交已建立理论:反传统、反功利,借贾塞特(O. Gasset)的名言——甚至反人文。厌倦了空洞而浪漫的人文主义和市侩功利的气息,对生活形式或生命形式真正厌恶,使他们排弃在浪漫艺术和写实主义中显著的人文因素。亦如卢卡奇(G. Lukacs)所指出的:“现代主义对人类历史感到失望,抛弃历史乃直线发展的观念。”他们视外在世界顽冥而疏离得令人绝望,以主观摧毁偶像的姿态,毅然再创立新的“艺术现实”。

  当“五四”人士对传统发动总攻击时,他们感情的思潮激荡起自我而浪漫的主见,这和欧洲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同样具有西欧美学的现代主义那种艺术性的反叛意识,但并未抛弃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信心。在文学上,写实主义的主张,正呼应了贾射德为19世纪欧洲文学所做的整体结论:“他们把严酷的美学因素减缩到最低,让作品在虚构中涵盖人生真相,在此意义上,20世纪的一切艺术都是写实。”

  “五四”文学醒目的特征,是假借外在现实,极为显眼地展现自己的个性,即近似西方初期的现代主义。依欧文·豪(Irving Howe)所见,当现代主义犹未隐藏浪漫主义的原貌时,“它自称是自我的扩张,是个人生命力使其本质和实体产生超越性和狂欢性的增大”。“五四”文学初期具体的缩影是郭沫若早年的偶像惠特曼(W. Whitman)。但中国1960年以前的现代文学,都避开了西方现代主义的中晚期。“中期,自我又自外界回转,仿佛它本身便是世界的躯体,精细地探究自我内在的动因:自由、压抑、善变。到晚期阶段,由个人的厌倦和心理的觉悟发生剧变,成自我的完全消失。”这两个阶段的典型人物是伍尔芙(V. Woolf)与贝克特(S. Beckett)——只有鲁迅的散文诗中偶现近似之境界;伍尔芙的遗绪则要到凌叔华和张爱玲才接到。

  “五四”文学在其巅峰时期,是表达心理冲突和苦恼的形式。外在现实的压迫,并未在作家意识内消退,反而萦绕不去,腐败庸俗社会的弊病又加剧侵入作家的良知,使之不能忘怀现实。从较非美学的观点看,中国文学对现代风的探索,屈就于悲剧性的人性意义,不曾转化到纯美学主义的死巷,也不曾遭逢西方现代主义的窘境:时间无常,必须永远挣扎,始终不得完全成功。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受到感时忧国的意识左右,20世纪30年代更将视野扩大到社会,描写城市和乡村,表现出夏志清教授所称的“结结实实、根深蒂固的人道写实主义”。现代性在中国文学史上那时并未真正成功,但仍有少数作家如诗人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梁宗岱等,确实努力摸索,想体会契合西方现代主义的技巧,却遭到抵触辱骂,到抗日战争即告终。

  李教授说:“我之所以要解开‘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精神’一系列的探讨,就因为他们都提出中国怎样走向现代的道路。从‘五四’徐志摩、郁达夫的浪漫情结,到20世纪30年代都市文学、新感觉派及台大的《现代文学》,再到大陆的现代热……文化研究,这研究愈来愈扩大,到现在‘现代’还没弄完。”

  他遂深入地将各主题分别探究并开课,好比他在哈佛所开设的“20世纪30年代都市文学”的讨论课,除研读上述诗人,更选介他很拿手的“新感觉派”城市文学作家,如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并兼及张爱玲等人的作品。

  他概括地论及:“五四”以降,中国现代文学的基调是乡村,乡村的世界体现了危急存亡之秋作家的挽救精神,而城市文学却不算主流。这个现象,与西方完全以城市为核心的文学,形成明显的对比,尤其现代主义各种潮流,没有巴黎等几个大城市,也就无由产生,如威廉斯(R. Williams)所说:“西方现代作家想象中的世界唯在城市,不论光明或黑暗。”

  中外文学区别太大,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特别是在大陆,往往不重视城市文学,甚至一度将城市文学视为颓废、腐败、半殖民地的产品,因之一笔勾销。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乡土作家也有不少住在上海,出版中心和文艺论战等都在上海,可以说作家的想象世界虽以乡村为主,生活世界却不免受城市影响;心中的矛盾,就奠基在这无法调解的城乡对比上。

  李教授搜索港澳台和大陆资料,首开都市文学作家研究之端,把被人忽视已久的施蛰存诸位推崇为中国文学史上“现代主义”的发轫者,也要大家留神他们主编的杂志《现代》。

  对于张爱玲,李教授认为:在大陆,早些年她被定位于“小布尔乔亚”——小资产阶级,作品只能是反面教材;在港台又被捧得像宝,似乎缺乏历史感,一味赞她文字怎么华丽,意境怎么苍茫,都没有把她放在思想文化上来看,亦即是把她当作一位有现代艺术精神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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