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隔着桌子互相嘲弄了对方好一会儿，在这方面他表现得比我更出色。然后他表情厌恶地拿下帽子，将它翻转朝上。他的一个手指沿着防汗帽圈转了一下，整个防汗帽圈就露出来了，看上去那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防汗帽圈。他从帽子的边缘处拿下一个回纹夹，取出一个用面巾纸包着的小包，将它丢到桌子上。然后他用指甲被啃得乱七八糟的手指生气地指了指那个纸包。他的直发顶部这时露出一圈凹纹，那是因为帽子太紧了。

    我打开那个纸包，看到了躺在里面的一张名片。这名片我太熟悉了，那三根俄国香烟的过滤嘴里也有一式一样的三张。

    我把玩着我的烟斗，用力瞪着印第安人，想让他有所屈服，但他镇定得像一面墙。

    “好了，他想怎样？”

    “他要你快去。现在就去，用火快——”

    “疯子！”我说。

    那印第安人好像很欢喜我说这话。他慢慢闭上嘴巴，严肃地眨着一只眼睛，然后又几乎要笑了。

    “他还得付我一百元作为预聘费。”我加了一句，尽量把那一百元说得像五分钱。

    “什么？”他疑心又起，语言回归到最基本的英文。

    “一百元！”我说，“上面印有人像的钞票，一张一张数到一百张。没钱，我不去，懂吗？”我开始用双手手指数数目。

    “嗬，摆起架子来了。”那印第安人嘲讽地说。

    他又在那顶脏帽子里边找了找，一会儿后又丢出一个纸包在桌上。我把它展开，里面是一张簇新的百元大钞。

    印第安人把帽子戴回头上，并没有把帽子的边沿儿卷回去，这样他的样子就显得更加滑稽了。我坐在那儿盯着那张百元大钞，嘴巴张开着。

    “心理医生是对的，”我终于说，“我很害怕这么聪明的人。”

    “没有那么多时间等。”印第安人用会话的语言说。

    我拉开抽屉，拿出一支称为“超级竞赛”的点三八口径的柯尔特自动手枪。去见卢因·洛克里奇·格雷里太太的时候，我没带这支枪。我脱下外套，套上皮枪套，把枪塞进去，然后再穿上外套。

    印第安人看着这一切，简直像是看到我挠脖子痒那样无动于衷。

    “我有车，”他说，“大车。”

    “我不再喜欢大车了，”我说，“我自己有车。”

    “你坐我的车!”那个印第安人要挟地说。

    “我坐你的车。”我说。

    我锁好办公桌的抽屉，锁上办公室的门，关了门铃开关，照样没有锁接待室的门。

    我们一同沿着走廊走向电梯，印第安人身上的肮脏气味连电梯工都注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