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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事

作者:张涛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和讯读书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在其微博中曾算过一笔账:月收入1万元,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合计3800元,剩下62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元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的增值税和28%的各种杂税,合计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元的人,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交税。按照崔永元的计算,扣除各项税、险、金之后,实际可支配的收入在我们的名义收入中比重仅为33%,而税收占名义收入的比重则接近30%。而在2009年,《福布斯》杂志也曾公布过一个“税负痛苦指数”,当时中国位居全球第二。这两个例子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高税负国家。

  但是高税负是否带来政府的高收入呢?

  如果观察1994年分税制至今二十余年的中国财税数据,期间中国税收年均增速为17%,税收总额/GDP估算宏观税负的平均值为15%。但是税收增长和宏观税负之间的关系却相继经历了四个阶段:1994年至2000年间的“低税负,低增长”、2001年至2005年间的“低税负、高增长”、2006年至2010年间的“高税负、高增长”和2011年至今的“高税负、低增长”,显而易见中国目前的高税负已经不能带来高税收了。

  由此,矛盾出来了:居民感觉税负比以前重了,而政府收入却不及以前了。

  实际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美国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而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的经济顾问阿瑟·拉弗提出了解决思路,即著名的“拉弗曲线”。拉弗认为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降低税率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此后他的建议被里根所采纳,成为“里根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那么,如今我们又该如何走出“高税负、低税收”的困局呢?笔者在“中国税事”一章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税收修补术

  中国的税负究竟是高还是低,一直就存在争议。对此,包括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在内的官方回应始终认为中国目前的税负水平属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众多研究机构和专家对此均持怀疑态度。

  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税负的高低,与选取的统计口径直接相关,例如最窄口径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最宽口径的宏观税负——广义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广义政府收入包括税收、政府性基金、土地收入、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不过无论怎样,宏观税负作为衡量政府在全社会经济蛋糕中占比的指标,其高低直接影响到居民经济福利的多少。尤其是在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和管理体系没有完备之前,税收所具有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意还很难完全落实。因此,当前宏观税负更像是政府与居民在经济利益上的分割。

  如果按照各项税收的口径计算(最窄口径的宏观税负),中国的宏观税负由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的11%升至2003年简化税制改革后的15%,而目前宏观税负已经升至20%左右。若按照广义政府收入口径测算,中国的宏观税负在全球范围内属于较高水平,中国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在2013年7月22日发布《2013年上半年产业经济运行分析及建议》报告称,当前中国企业税费负担较重,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的税负高达40%左右,超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被称为“富人俱乐部”)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增速角度来看,从1997年以来,税收的增速就一直高于名义GDP的增速,1997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各项税收的平均增速为17%,而名义GDP的平均增速为13%,两者增速的平均差值为4%。

  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宏观税负呈现不断走高的态势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说造成宏观税负偏高的原因,其中则涉及中国税制结构特点、宏观调控政策选择、经济运行变化等多重因素。

  在中国偏高的宏观税负环境下,居民的实际经济福利受损就成为必然。

  1997年至2014年期间,城镇家庭的名义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速为10.6%、农村家庭名义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速为9.6%,因此居民层面的名义收入增速也远低于最窄口径的税负增速。而如果再考虑通胀的因素,按照CPI的口径计算,1997年至2014年期间,城市居民消费物价水平累计增加了39%,农村居民消费物价水平累计增加了46%,那么在剔除税负和物价上涨因素之后,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情况更差。因此,虽然从统计数据来看,这些年居民的收入确实已改善了不少,但由于实际收入境况是变差的,所以在名义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居民对税收负担的不满却越来越大。

  从国民收入的分配来看,政府的收入比重也表现为不断升高,1994年之前,按照收入法统计的GDP中,生产税净额(政府收入)的比重为12%,到目前已升至15%;而同时劳动者报酬(居民收入)的比重则由53%降至46%。

  不仅如此,这些年之所以居民的税负实际感觉超过统计数字的表征,是因为伴随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快速向政府集中的同时,政府在经济福利中的享有度或者说是政府占有经济蛋糕的部分也在快速提高。笔者的测算结果显示,如果按照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即剔除物价因素后的中国GDP的实际值,基本呈现出“每八年翻一番”的规律;而在2006年之前,中国的税收收入基本是“每六年翻一番”,但从2006年之后就变成了“每四年翻一番”,也就是说政府在经济剩余中的占有,是以两倍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扩大。由此,就出现“虽然蛋糕做大了,但享有切分蛋糕权力一方的占有也更多了”。

  因此,无论是从宏观税负的绝对规模还是增速来观察,这些年中国的宏观税负确实是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所以也就有了宏观经济总量的数据表现和微观经济主体实际感受之间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感很容易造成居民经济福利减少的预期,进而对今后各项改革的推进产生不利影响。

  有关宏观税负最优度的研究,当属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拉弗教授最为知名。据说当年拉弗教授在一次宴会上,为了说服当时福特总统的白宫助理切尼,使其明白只有通过减税才能让美国摆脱“滞胀”的困境,拉弗即兴在餐桌上画了一条抛物线,以此描绘高税率的弊端。后来,“拉弗曲线”理论得到了里根的赞许,并且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里根将拉弗所提出的“拉弗曲线”理论作为“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重要理论之一,以此提出一套以减少税收、减少政府开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纲领。这条描绘税收与税率关系的拉弗曲线是指在一般情况下,税率越高,政府的税收就越多,但当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

  我们是否也存在这样的规律呢?

  先来看看数据。1994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税收年均增速为17%,税收总额/GDP估算宏观税负的平均为15%,税收增长和宏观税率之间的关系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阶段1:1994年至2000年期间,税收年均增速为17%,宏观税负均值为11%,属于“低税负,低增长”阶段。

  阶段2:2001年至2005年期间,税收年均增速为18%,宏观税负均值为15%,属于“低税负,高增长”阶段。

  阶段3:2006年至2010年期间,税收年均增速为21%,宏观税负均值为17%,属于“高税负,高增长”阶段。

  阶段4:2011年至今,税收年均增速为13%,宏观税负均值为19%,属于“高税负,低增长”阶段。

  因此,从2011年开始,虽然宏观税负不断走高,但财税收入增长乏力却越来越成为财税部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以至于他们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物价部门下调油价的时候,连续上调成品油消费税率(就是俗称的燃油税率),原因何在?实在是因为这块收入不是一个小数目,由于有关燃油税的收入数据官方并没有公布,但依然能通过成品油的消费量来进行大致估算:2014年燃油税收入大数在3000亿元左右,在税收总额中的占比约在25%左右;而最近三次上调税率之后,预计2015年的燃油税收入将升至5000亿元左右,收入占比也会升至4%左右。即便财税部门想尽了办法增收,但自2013年起,全国税收收入增速还是降至个位数。

  大家一定还记得,在财税部门好年景的时候,在其向社会做解释的诸多财税问题之中,当时一个持续被关注的话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税收收入连续超过经济增速(GDP名义增速)。例如1994年分税制至危机前的2007年期间,GDP名义增速年均为15.8%,而同期税收的年均增速为18.6%,平均增速差为2.8%,财税部门对此的解释主要是税收监管的增强,纳税人自觉纳税觉悟的提高。但在2008年至2014年期间,GDP名义增速年均为13.2%,税收增速为14.6%,两者差值降至1.6%,可见税收增速回落更大。

  所以,笔者觉得“拉弗曲线”在中国已经形成,而目前高税负对税收增长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凸显,因此宏观当局采取减税措施已经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本届政府自履新以来,已经陆续推出了针对小微企业的减免税政策,表明本届政府也愿意这么做。但是事情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吗?是不是仅仅通过税收减免政策、税率的调整等一些技术性手段,就能够实现庙堂内外的初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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