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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共享金融的技术与制度

作者:姚余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和讯读书
  杨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产业金融研究基地主任、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

  共享经济时代的金融挑战

  当前,从分享经济到共享经济的整体转换,还面临一系列困难与挑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共享经济时代的来临已经不可阻挡,这源自于经济社会运行效率提升、市场经济伦理问题日渐突出的双重压力和动力。

  就我国来看,与共享经济的发展相对应,共享金融的创新源泉,归根结底在于为了更好地应对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矛盾与挑战。其发展思路,既包括有效支持共享型经济发展的新金融模式,也包括金融自身的可持续、均衡、多方共赢式发展。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看,有六大因素导致了共享金融的迫切性不断提升。一是我国当前面临“新常态”的发展格局,经济增长的长期问题与周期波动的短期问题纠缠在一起,调整产能过剩的压力与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并存,相应来看金融资源的供求也出现结构性失衡,即在金融业和金融运行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某些领域的金融供给过剩,某些领域的金融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由此,共享金融对于解决这些经济资源与金融资源的“错配”难题,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二是虽然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障碍,但是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国际化已经“箭在弦上”,这就使得原来国内相对封闭环境下的金融资源配置面临更多外部挑战,同时也带来跨境金融优化的现实机遇,通过运用共享金融的创新模式,可以给跨境的资金融通、财富管理等带来全新的天地。三是近年来主流金融体系发展快速,但与此同时经济中的许多问题却“积重难返”,这使得其配置资源的能力受到质疑。伴随主流金融机构的“脱媒”趋势,更加体现“人人”特点的体制外金融模式“崭露头角”,共享金融正是联系这些“新金融”的核心主线。四是与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性相似,迄今为止的金融创新在应对收入不平等方面乏善可陈,甚至带来许多不利于中低阶层的财富再分配,例如长期大起大落的股市。对此,如何真正使得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中的“弱势群体”享受更加合理的金融服务,得到自身应有的金融权利,成为共享金融的重要突破点。五是城镇化带来的人口集聚、人口老龄化引起剩余金融资源的积累、金融市场化的不断推进,都有可能拓展金融活动的边界,打破原来无所不在的金融垄断,重构金融交易的价格形成机制,使得共享金融服务的可行性进一步提升。六是新经济时代逐渐体现为“创客”时代,大规模、集中性的产业集聚模式和企业扩张模式,不再成为必然的趋势,同时大量涌现“小而美”的产业与企业形态,相应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也在时间、空间上发生转变,作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功能和职责也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些都使得分散化、及时性、智能化、合作共赢的共享金融服务变得更加必要。

  其次,就微观层面看,共享金融的基础也有六个方面因素。一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在提升金融效率的同时,也使得金融交易变得更加复杂,在许多情况下距离普通人越来越远,逐渐成为少数金融“精英”的游戏,也带来金融脱离实体的困境。由此,共享金融的重要着力点,也是促使金融活动“走下神坛”,回归“草根”和公开透明,使公众直接感受对金融的参与互助受益过程。二是使得金融消费者从被动变为主导,能够参与到金融交易决策之中,这也是共享金融的着力点。换句话说,也是如何使得金融发展与创新从“厂商时代”的“供给决定需求”,转向“消费者时代”的“需求导向”,从而使得金融产品及服务实现“标准化”与“定制化”的平衡,真正使公众能够主动分享现代金融发展的成就。三是共享金融通过对技术的充分运用,能够进一步打破金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薄膜”,使得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加便利和智能化,充分贴近和融入产业链、生活链中的节点,使得金融成为“身边触手可及”的服务。同时可共享的金融资源价值不仅包括资金,而且涵盖了更广泛的功能与要素,从而成为每个主体都可选择更加自由、低门槛和安全进入的“金融服务便利店”。四是共享经济的发展最终要落在商业模式建设上,从而实现商业可持续与经济社会可持续的有效结合。共享金融同样须做到这一点,其机制和模式建设就成为核心问题。对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和分配来说,需要充分探索依托不同平台的模式、平台之间的开放式协调、完全去平台的分散化模式等,从而最终实现金融的商业和普惠目标的共存。五是在金融资本追求超额利润的“贪婪”之下,许多金融创新也在侵蚀着自己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因此才需要各种“好的金融”来体现市场经济伦理,为美好社会的实现进行“弥补”和“调节”。对此,共享金融的精神动力与理念,正是为了深刻改变“丛林法则”支配下的金融竞争原则。六是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实际上降?了金融活动的搜寻成本和交易费用,提升了金融匹配效率,并且带来正的外部性和网络效应,因此使得金融活动能够进一步嵌入到经济社会的角落里,这种网络社会下的信息沟通与传递,就成为完成共享金融活动的技术基础。

  共享金融背后的技术与制度动力

  变革的技术与金融

  从金融角度来说,互联网金融的热潮已经连续几年冲击着人们的理念和现有金融体系,在“互联网+”的视角下,同样开始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起点,我们需要对概念本身进行辨析。无论是互联网金融、金融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冲击或替代,种种说法背后,似乎逐渐呈现出“伪命题”的迹象。当提到这些概念时,我们脑海中想象的真实内涵,其实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和影响,这里没有“新金融”和“传统金融”,只有在技术影响下不断变化的金融。

  进一步来看,所谓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大概可以用ICT来更加准确地描述。ICT即信息、通信和技术(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echnology)的英文简称。21世纪初,八国集团在冲绳发表的《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中认为:“信息通信技术是21世纪社会发展的最强有力动力之一,并将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当然,各界对ICT的理解并不统一,通常的理解是ICT不仅可提供基于宽带、高速通信网的多种业务,也不仅是信息的传递和共享,而且是一种通用的智能工具。

  无论如何,作为当前时代的前沿技术范式,不管在硬件还是软件层面,ICT对于金融运行、金融活动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姑且用“互联网金融”来描述这一变革。但是把历史视线向前和向后追溯,可能会看到技术变革线索下的、更加长远的金融蓝图。例如,在19世纪上半期,股票交易信号的传递,是由经纪人信号站的工作人员通过望远镜观察信号灯,了解股票价格等重要信息,然后将信息从一个信号站传到另一个信号站,信息从费城传到纽约只需10分钟,远比马车快,这一改变曾掀起了一轮小小的“炒股”热。直到1867年,美国电报公司将第一部股票行情自动收报机与纽约交易所连接,其便捷与连续性深刻地激发了大众对股票的兴趣。186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实现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电缆连接,使交易所行情迅速传到欧洲大陆,纽约的资本交易中心地位进一步凸显。由此来看,这一时期,最令人振奋的技术对于金融的冲击,或许可以称之为“电报金融”。再如,2015年1月,谷歌总裁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称“互联网将消失”,其含义是互联网将会与我们的生活无缝衔接,成为无处不在的“物联网”,这里面或许同样隐含着对现有技术的重大突破,直到其改变未来的金融活动与金融功能,或许人们会用更加新奇的技术概念来描述对金融的冲击。

  更具有科幻视角的是,当未来技术获得极大变革和突破,以至于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管理模式、信息传递、资源配置时,甚至达到一种在理想模型中才存在的、稳定有序的、最优的宏观均衡时,货币与金融的存在可能便没有了意义,到此阶段,技术才在真正意义上“颠覆”和“消灭”了金融。

  可以说,把焦点放到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上面,其意义并不大。当我们谈到这些仿佛带有“魔力”的新范畴时,无论基于感性还是理性的认识,都应当更聚焦于每个时代的“新技术”对于金融要素(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制度、金融文化)、金融功能(货币、资金融通与资源配置、支付清算、风险管理、信息提供、激励约束等)带来的“变与不变”。

  金融技术与制度演变的理论基础

  如果要进行理论追溯的话,关于技术对经济和金融的创新贡献,其理论起点可以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创新视角展开。他提到“大规模、集群式的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和市场运行有着根本性影响。技术创新周期持续影响着社会经济周期和金融结构的变迁。故而唯有充分把握重大科学技术变革及其产业化的基本方向和态势,方可准确解释实体经济以及为其服务的金融体系的种种基本格局性的变化。”技术对于经济金融影响的本源,始终体现在“创新”二字之上。

  作为当前时代的伟大技术,互联网信息技术本身的创新特征包括:共享性、多元性、互动性、即时性。这些特点落到经济层面,已经开始带来深刻的变革。如宏观经济层面:改变了搜寻成本、匹配效应、交易成本、外部性和网络效应;微观经济层面:改变了微观主体的信息管理、激励约束机制、技术进步和治理环境、企业组织的边界;制度经济学层面:在信息高速流动和传播的时代,传统的各类制度规则都遭遇了挑战;伦理经济学层面:原本难以解决市场经济伦理矛盾,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可行性在上升。

  当前互联网信息技术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进一步映射到金融层面,我们则看到了:多样性(新型机构、新型业务、新型方法);草根化(直接面对大众需求、低进入成本);“小即是美”(小而专业的金融机构);行业融合(实体经济对金融领域的进入);挑战权威(非标准的行业规则、电子货币)等。与之相应的理论解释如:市场集中度降?、去中介化、实体经济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一体化、双边交易平台的竞争、货币替代等。

  可以说,从理论和方法的不同层面上,互联网信息技术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货币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这两大学科体系。举例来看,如下几个研究领域就体现出令人兴奋的探索前景。

  现实理论冲击一:新货币经济学研究范式

  所谓哈恩难题,是英国经济学家哈恩(FHHahn)在1965年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与商品和劳务相交换的过程中会具有正的价值?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对货币理论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而感到不满,并且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试图解决。其中,“新货币经济学”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一种经济分析方法,该方法最初是由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1970)、尤金·法马(Eugene Fama,1980)及罗伯特·霍尔本人(1982)在其各自的论述中用来解决关于货币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新货币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是在既有货币理论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主要是电子货币产生和快速发展之后,缺乏理论基础的有效支持,并且主流经济学家沿着传统理论研究路径不断探索。即,如果货币最终消失,或法定纸币不再是唯一的交易媒介,并且最终被产生货币收益的由私人部门发行的金融资产所取代,或者货币全面电子化,那么我们将如何描述一个没有传统货币假设前提的货币经济学?这正是新货币经济学带来的悖论与难题。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货币政策层面的冲击。在电子货币日新月异的今天,其形式也不断演化,甚至出现了脱离央行控制的网络货币形态。在新技术的冲击下,货币概念、范畴、转移机制都在发生变化。其中,大额与小额、银行与非银行、央行控制与非央行控制,构成了不同形态的货币及货币转移带来的深刻政策影响,这体现在对货币数量、价格、货币流通速度、货币乘数,以及存款准备金等制度的冲击。如BIS(国际清算银行)早在1996年就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认为电子货币可能会影响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如影响央行控制的利率和主要市场利率的联系。BIS(2004)的调查发现,虽然在一段时间内预计电子货币不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但调查中的中央银行都开始密切关注电子货币的发展。BIS(2012)认为非银行机构发行的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控制有一定影响,如影响短期利率水平等变量,但央行可以运用多种方式来保持电子货币与央行货币的紧密联系,从而控制短期利率水平。

  现实理论冲击二:引入货币信用的宏观分析

  哥特勒(Gertler,1988)指出,宏观经济理论通常隐含地假设金融体系顺利地运作,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在总体上忽视信用和金融系统的大背景下,也有少数文献主张信用或者金融体系(银行)十分重要,但将二者在主流宏观理论模型中结合在一起,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事情(瞿强、王磊)。由此,当前宏观经济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前沿领域,就是结合信息时代的来临,如何基于新的技术路径、在宏观分析模型中引入货币和信用。例如,20世纪后期出现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造成经济波动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真实冲击(real shocks)的扰动,包括技术进步的速度、制度变化、天气等。虽然这些因素可以解释相当部分的经济波动,但是忽略了金融系统的重要作用。那么,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当前,是否会对熨平周期波动带来新的更复杂影响?是否会使金融系统带来新的周期扰动?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命题。

  此外,在宏观分析中如何充分考虑和预测金融危机,也是当前的重要挑战。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有助于解决这一矛盾,如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这一主流分析工具中进一步引入复杂系统仿真、复杂系统与网络结构等;另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同样能产生新的风险与危机动因,给金融监管带来新的挑战,如股市的高频交易、场外衍生品市场的风险快速传染等。

  现实理论冲击三:金融功能的融合

  按照传统金融功能理论,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是互补的关系,同时不同金融子行业之前虽然出现融合倾向,但并未出现大规模混业的趋势。但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一格局。新技术使得金融业务的平台化融合成为可能。一方面,互联网加速了混业经营时代的降临。随着将来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程度不断提高,有的机构会越来越专业化,有的可能会转向金融控股或银行控股集团。互联网信息和金融技术飞速发展,一是促进了以支付清算为代表的金融基础设施的一体化融合,二是使得网络金融活动同时深刻影响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传统业态,并且给其带来类似的风险和挑战,使得涵盖不同金融业态的大金融服务平台在制度和技术上逐渐显现。另一方面,伴随着各类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以数据、信息和渠道为基础的深度融合,融资、投资、支付清算、风险管理、信息提供等不同的金融功能与需求,也逐渐能够融合在一起。从客户角度来看,则是各种各样的、大型或移动版的“金融与消费服务超市型”综合平台。所有这些扑面而来的变化,都使得人们难以?视金融功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现实理论冲击四:行为金融学的深化

  传统金融理论认为,人们的决策是建立在理性预期、风险回避、效用最大化以及相机抉择等假设基础之上的。而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兴起,传统微观金融理论的有效市场假说基础遭遇挑战。行为金融学是金融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学科相交叉的边缘学科,力图揭示金融市场的非理性行为和决策规律。长期以来,关于行为金融的一个普遍性批评,就是缺乏合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模型和实证体系。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技术缺乏有效支撑的前提下,无法对市场主体进行更加细致的信息搜集和实证检验。随着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这一约束已在改变。例如,许多对冲基金开始从Twitter(推特)、Facebook(脸书)、聊天室和博客等社交媒体中提取市场情绪信息,开发交易算法。例如一旦从中发现有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等意外信息公布,便立即抛出订单。再如,无论是高频交易还是量化投资的盛行,都体现出行为金融学理论在资本市场实践中的应用。

  现实理论冲击五: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变

  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发展中国家增长模式的日趋复杂,20世纪中后期以麦金农(Mckinnon)、肖(Show)和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等为代表的早期金融发展理论,逐渐在研究方法和现实考察等方面都体现出“滞后性”,无法更好地解释和指导新的问题和变化。此后,逐渐出现了几个方面的演变。其一,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20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麦金农和肖等人的观点,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抛开完全竞争的假设,在模型中引入诸如不确定性、不对称信息和监督成本之类的因素,这些都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演变密不可分。其二,许多学者开始从新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待金融发展,这些都是传统技术范畴所难以解释的变量。其三,计量验证的兴起也对论证和检查金融发展理论的结论和政策主张,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土壤。所有这些,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上,都可以看到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引入和影响。在信息时代,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适度性、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的概念摒弃或重新应用、发展中与发达国家的金融竞争与合作等,都提出了诸多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难题和可能性。

  现实理论冲击六:金融伦理与普惠金融

  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伦理和金融伦理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森《伦理学与经济学》(Amartya Sen,2001),博特赖特《金融伦理学》(JRBoatright,2002),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Zygmunt Bauman,2003),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Allan ASchmid,2004)等。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金融伦理问题,直到2005年普惠金融体系(Inclusive Finance System)的兴起,开始提出了金融运行中一直得不到重视的问题,即如何在金融活动中充分体现道德伦理价值。

  以普惠金融在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被赋予了更加复杂而含混的表述,其核心矛盾问题在于:解决特定对象的资金需求还是其他金融需求?解决资金价格还是资金可得性?优先服务资金需求者还是资金供给者?依靠技术还是制度因素为主?可以看到,从金融服务的信用判断、风险控制、成本与渠道约束等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都带来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既有长期的技术影响,也有短期的制度优化。

  现实中的局限性与多重挑战

  虽然从理论层面看,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给金融带来的影响还缺乏深入的基础性分析,但是从实践来看,它已经在深刻地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因此更容易形成感性的直观认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金融是在短期内自上而下、经过“顶层设计”而形成的,不是经历长期的、从民间和草根、实体部门而逐渐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把“高高在上”的金融“高富帅”拉下神坛。但是与此同时,也要避免创造新的金融神话,包括在技术或制度层面。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基于互联网的某些新型金融模式一定会取得成功吗?以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最快的美国为例,到2012年底,其网络直销银行的存款总额达到4430亿美元

  刘智国,魏劭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直销银行发展现状\[J\]银行家,2014(10),虽然增速令人瞩目,但是在美国银行业存款大约102万亿美元

  数据引自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总额中,其占据份额仍然有限。同时,据美国FD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统计表明,实际上近年来大银行业务网点并没有减少,相反在城市中心还有所增加。由此,一方面,银行业对互联网的重视毋庸置疑;另一方面,许多人认定的、对银行物理机构的网络化替代,似乎在技术最快发展的过去20年里也并未出现,原因是什么?也有人认为,网络银行在中国面临的特点完全不同,因为我们的金融结构有缺陷,存在难以满足的巨大金融需求。但是,这恰恰说明,如果某些互联网金融形态在我国更加繁荣,或许是因为短期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这种变革的持续性究竟如何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为了打破“非此即彼”的逻辑和简单的“拿来主义”,需要深究金融变革与演进的真正情况与内在逻辑。

  其次,在技术引发的金融变革之中,传统的势力也是非常强大的。例如,移动支付是当前最具挑战性的金融技术前沿领域,也是被认为能够对传统金融模式给予颠覆式影响的重要渠道。然而,诸多研究表明,在全球移动支付扩张的盛宴中,银行仍然牢固占据着主要份额,然后是传统的电信运营商,还有依托电商平台的支付企业,最后才是单一的支付机构。再如,当我们被Lending Club(美国一家网络借贷平台)的上市所鼓舞时,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它可能距离P2P的精神越来越远,逐渐成为大机构和大投资者的舞台;也没有人注意到,Lending Club的业务创新实际上依托于与犹他州特许银行WebBank的合作,也难以摆脱银行中介的渠道化烙印。同时,前段时间其股价大跌,因为其2014财年亏损3290万美元。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主要是因为随着营业收入翻番到213亿美元,其营销和产品开发成本远超贷款费用。

  由此看来,互联网金融如何能够真正打破“大而丑”的传统金融势力,迫使大金融机构更加重视提供“物美价廉”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避免陷入无休止的暴利追求之中,是给我们提出的重大历史命题。与此同时,当业务规模超过“小而美”时,现有的许多互联网金融模式能否迎来蓬勃的商业扩张性也值得我们深思。

  讨论这些问题,并非意味着对互联网金融的悲观主义,而是希望更加理性地看待技术带来的金融变革,避免陷入新的投机、泡沫或狂热。因为,符合大势所趋,并不意味着当下一定正确。同时,无论是传统机构还是新兴组织,都面临新技术的快速变革,短期内新兴组织“船小好掉头”,大机构更加“笨重难转身”,但在中长期的“赛跑”中,二者最终都会在面对挑战中获得其合理的功能定位。在技术变革导致金融混业常态化、机构组织边界模糊化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金融功能、业务和产品的变化。

  从金融功能的角度来看,至于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于金融更加深刻的冲击,我们认为还是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如信息提供、支付清算等,尤其是基于大数据的信用信息管理,对于优化金融产品定价和提高金融交易的匹配效率,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此外,对于资金和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领域的挑战,还远没有呈现出颠覆性特征。就资金和资源配置本身来说,互联网信息技术对直接金融市场的影响,也远大于对间接金融体系的冲击,并开始改变资本市场结构、定价机制、交易行为等。

  当然,中国所面临的环境与美国并不相同,新技术带来的金融业变革与金融市场化所带来的影响混杂在一起,使人难以看清其本质。但不管怎样,衡量金融变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包括能否真正改变结构性金融供求失衡和期限错配;强化对弱势部门和主体的金融支持;有效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和信用环境;打破刚性兑付前提下的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市场竞争性提升与风险有效控制等。在此原则基础上,需要对技术所引起的金融效率、成本、风控的变化,与具有弥补市场缺损和制度套利型的创新区分开来,以此确定分别基于长期或短期视角的应对策略与监管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所谓互联网金融创新的价值,都建立在“金融有益社会”这一命题上。与诺奖得主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所希望的以金融民主化来打造美好社会有所不同,美国金融年会(AFA)主席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在2015年初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值得思考的另一面,即在主流经济学对该命题给予肯定的同时,社会公众是否会给出不同答案,以及在实证研究中或许会犯经验主义、先验主义的错误。之所以讨论这个,是因为期望从不同视角来分析各种似乎确定无疑的命题,而非陷入简单的比较借鉴或固定思维,这也符合互联网信息时代带来的开放性、多元化特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于中国视角,这或许可以提示我们,金融的重要性可能并没有人们所想象得那样光鲜炫目。一方面,我们不能忘记金融所依托的实体部门本身,而陷入全民“搞金融”的热潮;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矛盾,根源不在于金融自身,而是财税体制、收入分配、政府与市场关系等老生常谈的问题,缺少了这些制度性的“水利设施”,“金融之水”的灌溉也无法真正达到顺畅。

  从互联网金融到共享金融

  如前所述,可以说,无论从技术还是制度来看,互联网金融体现出的都是共享金融的核心理念。时光向前追溯,早期促使金融得以变革的技术与互联网无关,可能是电报、电话等,而源自草根的金融萌芽却一直带有互助共享的色彩,直到被大资本的贪婪所淹没;未来的物联网可能替代当前的互联网形态,主流的信息技术也可能发生难以想象的演变,但是金融的发展目标,仍然是如何进一步在金融运行中体现出个性与民主,遏制金融巨鳄的“丑恶”与金融面纱的“虚妄”,在决策共举、各方共赢、利益共分、机制共建、风险共担、事业共助的基础之上,构建真正有利于美好社会的“好金融”。由此来看,即便互联网金融一词终将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共享金融的生命力也能够伴随金融理性、道德、自律的成长而延续下去。

  与当前“如?中天”的互联网金融相比,共享金融更体现了长期、深层的金融模式与功能变革。短期来看,互联网信息技术冲击下的金融运行,其真正的价值所在正是共享金融的突破;长远来看,无论技术自身怎样变革,金融的最终意义都在于摆脱自我服务的“毁灭之路”,重新回到与实体共享互助的轨道上。

  具体而言,就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来看,最后都可归结为技术与制度两大驱动力和主线。一方面,无论是IT(信息技术)还是DT(数据技术)的变革,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金融资源的生产(产品设计与制造)、分配(风险收益的归属与控制)、交换(直接或间接的金融交易)、消费(客户对产品的使用及反馈),虽然也引起了某些新型的潜在风险积累,但在许多方面都带来效率的大幅提升、成本和费用的下降、系统可控性的强化、不确定性的减少。技术变革使得原有金融运行中的“百慕大三角”地带变得不再神秘。例如,在面对小微企业融资这一全球性难题时,可以更好地运用大数据来解决信用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困局。也可使金融活动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使得每个投资者可以用众筹的方式更容易地体验到大财富管理时代的精彩,并且使相应的风险可控。再如,通过大数据支撑的复杂算法,Uber等新型租车模式能够更好地对相关服务进行定价,使得交易价格能够充分反映服务供给增加所带来的成本下降,从而达到新的市场均衡,也使平台各方都有所受益。有鉴于此,大数据和新技术完全可能对金融资源的定价带来冲击,通过更加准确地挖掘金融产品或服务中的潜在风险,使得风险补偿与定价变得更易具有个性化特征,金融资源价格也能够更贴近于其内在价值而减少波动幅度。应该说,所有这些遵循“摩尔定律”或建立在“开放式脑洞”基础上的新技术,将从根本上改变制约金融活动的信息不对称、相关不确定性及监管成本问题,使个体信息在金融交易定价中的作用逐渐提升,可以更好地展现个体话语权,使越来越脱离实体的“供给创造需求”式的单向金融服务,逐渐转化为公开规则与信用约束下的供求双向、多维金融互动,实现共赢、共助的共享金融目标。

  另一方面,在各国的互联网金融发展中,无论采用的概念如何,其价值除了关系到对金融交易自身的影响之外,更是对可持续协调发展与实现经济金融伦理做出了贡献,这些则属于制度层面的驱动力。例如,美联储在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国消费者中有11%享受不到银行服务(unbanked),另有11%享受的银行服务不足(underbanked),而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化,这些人群更容易也愿意运用移动设备来享受电子银行或支付服务。我们看到,这就是新技术带来的普惠金融功能的实现,有助于弥补现有金融体系的功能“短板”。再如,现代金融活动或多或少都离不开央行对于信用的最终支撑,这也带来了巨大的监管成本和风险责任归属。而在基于互联网的分布式支付方式挑战下,分布式的货币与金融交易变得更具可行性。例如,当前比特币及其“后继者”开始更加关注货币的支付功能,如同Ripple(瑞波币)等对于分布式清算协议的探索,长远来看有助于推动新兴电子支付效率的提升、交易成本的下降。尤其在小额零售支付领域,将通过促进电子商务与居民消费发展,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比特币的背后,区块链技术的价值远大于比特币本身,其能够有效促进智能交易、分布式股权发布和资产转移。如由摩根大通前高管布莉斯·马斯特斯(Blythe Masters)领衔的Digital Asset Holdings公司,正在开发基于区块链系统的证券和资金转移系统;甚至美国纳斯达克集团也希望可以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股票市场之中。虽然这些制度变革距离“颠覆”现有货币金融体系还非常遥远,但人们已经开始关注其可能性。美联储在2015年初发布的《美国支付体系提升战略》报告中,就谈到要创造条件,便于金融机构间基于使用通用协议和标准发送和接受支付的公共IP网络直接清算,因为与通过中心辐射状网络结构清算交易相比,金融机构间基于公共IP网络的信息分布式架构有可能降低成本。回到我国,无论是现有金融体系在制度层面仍有许多“跛脚之处”,还是期望在全球竞争中获得金融功能的“追赶式”超越,都需要有效甄别和关注与技术并行的制度因素,剔除只是披上技术外衣的、金融市场化转轨大潮中的“沙砾”与“泡沫”。

  共享金融的梦想与挑战

  对于共享金融来说,技术的“突飞猛进”为商业模式创新“插上了翅膀”,制度(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则创造了良好的金融新生态环境。展望未来,共享金融应该呈现如下五大发展路径。

  第一,金融终端的资源与功能共享。从国家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来看,在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住户这四大部门中,住户部门是典型的资金净流出,也是金融资源交易链条的起点。在主流金融运行模式下,住户资金只能通过间接融资市场(银行为主)、直接融资市场(股票和债券市场为主)、结构性融资(复合型的证券化产品)等,进入到一国的“金融血管”之中。在此过程中,住户部门往往缺乏有效的话语权,只能作为金融机构“厂商”的“原材料”提供者。在共享金融发展模式下,首先意味着作为金融产业链上游的住户部门,应该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拥有更高的地位。因为,住户部门可以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开放的平台、众律性的规则,而低门槛直接成为金融资源的供给者,使得金融产业链进一步“前移”,从而对主流金融部门的“谈判权”形成制约。这就意味着对于住户部门来说,实现了与金融部门的责权“共享”。

  第二,金融媒介与渠道的共享。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大平台经济时代,平台的参与主体越多,对于供给、需求、中介各方的利益和价值就越大。平台经济的开放特征与传统金融部门的封闭式发展本来就形成鲜明的对比。平台经济与金融的发展,恰恰反映了共享金融的核心思想。一方面,传统的金融与非金融部门的边界进一步模糊,主流金融机构面临更加明显的“脱媒”,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到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提供中,成为重要的金融资源流转中介。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金融厂商”转换成“金融平台服务商”,平台经济效应使得“自金融”模式在效率和风控上成为可能。所有这些变化虽然仍处于萌芽阶段,但是对于传统金融中介与新兴金融中介围绕渠道的共享,对于金融供给者、需求者、中介依托合作平台的共享,都创造了令人振奋的发展基础。

  第三,金融消费与需求的共享。对于金融消费和需求来说,面临的是日益复杂多样的金融产业链,而新技术和制度变化将有助于其“拨云见日”,更充分地参与到金融运作之中。一则,对于需要金融资源流入来维持的企业部门来说,其中的小微企业是最为“饥渴”的需求者,有限的金融资源支撑着其在就业方面的巨大贡献。共享金融的理念和模式,必须着眼于为其创造可持续的金融“输血”模式。二则,正如我们前面所言,金融资源的流动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甚至多向,在众多维度上同时交织在一起。例如,居民也是消费金融的资金需求者,企业可能是资产管理的资金供给者,在此过程中,既需要着力实现不同角色功能的共享与转移,也应促进以共享理念来提升不同定位中的企业和居民对于金融中介的“谈判权”。三则,推动金融创新更加重视需求导向,在技术可行的支持下,实现“流水线”式的标准化“金融快餐”与“口味各异”的“金融风味小吃与大餐”并行发展。

  第四,金融风险与监管的共享。一方面,现代金融体系之所以存在许多功能缺失,原因之一就是风险的不可控或弥补的高成本。例如,在小微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信息的不确定、信用基础的缺乏等加重了金融服务困难,而如果实现不同组织与主体的信息系统交互、风险合理共担,则有助于介入那些传统的金融“空白区”。再如,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的边界,其实并没有教科书中那样分明,在“动物精神”与“冰冷技术”共存的现代金融市场上,风险预期提升、普遍恐慌、羊群效应、以邻为壑等现象的存在,都容易助推风险的积累。由此,随着新技术使得微观金融行为的甄别能力上升及不确定性分析的愈加准确,通过某种技术与制度安排对风险进行合理分担和分散,而非“游牧民族”式的驱离或被投机利用,则成为共享金融有助于金融稳定的重要尝试。另一方面,共享金融的探索可以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尤其是对于难以进入到传统金融体系来积累信用的主体来说,介入共享金融实践可以为其创建金融信用基础。同时在“人人参与”的新模式中,自律与他律成为能否继续参与的前提,这也使得传统金融监管难以覆盖的“盲区”受到公共金融规则的约束,从而实现新旧监管模式的共存。

  第五,金融与实体的共享式发展。无论在经济还是统计意义上,金融与非金融部门在本质上就是相依相存的,金融部门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是与实体部门交易完成的,只是随着金融部门权力的扩张和衍生金融产品创新失控,才出现了某些“自我游戏”式的交易。共享金融强调的是与实体部门的共赢发展,包括:使多数微观主体充分享受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成果;有利于实体部门规模和结构的完善,而非强化已有的矛盾;避免内部结构失衡和金融创新的失控;解决好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之间的分配问题;减少行政性干预,强调市场化运行机制和自律环境优化。可以看到,在共享金融理念的引导下,现代金融发展将从“脱实向虚”转向“以实为主、以虚为辅”。

  总之,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经济、移动支付改变着我们的经济与生活,也使过去“乌托邦”式的经济金融梦想成为现实。虽然仍面临众多外在挑战和障碍,也有内在的缺陷和不足,但共享金融完全能够探索出一条通往《金融与好的社会》的梦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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