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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票子、信用与通货膨胀

作者:张小军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和讯读书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出现第二波通货膨胀,不少学者根据货币主义“通货膨胀纯粹是货币现象”理论,认为存在通货膨胀的原因是货币过多。

  凤凰网一篇专栏文章回忆了那场危机,文章用“中国最忙的机器是印钞机”来描述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一天24小时停人不停机。但这样还是赶不上支出的需要。1993年,人们将通货膨胀的罪魁指向实际投放的1523亿元人民币。

  人们对通货膨胀的理解,还在于票子太多、东西太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回答《经济学消息报》时说:“高通货膨胀是因为政府印刷的货币太多,就是这么回事。那就是唯一的原因,哪里都是如此。”

  但很多经济学家依然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是非货币性的,比如,是生产成本上升的推动,或者是商品短缺和需求过热的拉动。这批经济学家中就包括曾康霖教授。

  曾康霖教授认为,对票子和通货膨胀等问题认识的关键在于,过多的货币能否形成现实的需求,而能否形成现实需求受各种因素影响。他举例分析说,1990年第四季度到1991年上半年短短9个月时间内增加近2000亿元贷款,但并没有带来旺盛的市场需求,也没有刺激物价上涨。所以,他坚持认为,简单地说货币多导致物价上涨难以解释现实。

  因此,认清我国经济中出现的通货膨胀现实,前提是务必厘清“货币多—物价涨”的理论。

  货币是否贬值是根本

  物价不断上涨,CPI(消费者物价指数)推高,通货膨胀的理论内涵是什么?

  曾康霖教授认为,其根本在于货币是否贬值。首先要厘清的是信用膨胀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如果银行授予的信用符合客观需要,即供求平衡,就不会产生信用膨胀,否则会产生信用膨胀,具体表现为货币贬值。

  所以说,曾康霖教授一语道破信用膨胀的本质:信用供给量超过需求量而产生的商品贬值或货币贬值的现象。“商品贬值或货币贬值”是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这与他对通货膨胀经济学范畴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

  从发生信用的双方来说,信用只不过是按一定条件对需求者提供价值或价值符号。从信用膨胀发生机制来看,以价值体为借贷客体的商业信用和消费信用,由于价值体以一定的使用价值为承担者的物体,而物体的使用价值有它的特殊性,因而这种信用只能在特殊的供给者与特殊的需求者之间进行。

  如果赊销商品的使用价值符合需求者需求,需求者主动要求提供信用,则不会产生信用膨胀,否则就会产生信用膨胀。此时,以降低价格为条件将商品大量赊销出去,是信用膨胀的表现。以价值符号为借贷客体的银行信用,由于价值符号是对价值的索取权,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具有购买一切商品的能力,因而这种信用能够在银行与一般存款者与贷款者之间进行。

  因此,信用膨胀不等于通货膨胀。

  在以价值体为借贷客体的信用膨胀表现为商业信用、消费信用的膨胀,其原因为生产过剩。在以价值符号为借贷客体的信用膨胀表现为银行信用膨胀。从货币流通的角度说,银行信用膨胀是银行通过贷款而提供的包括存款在内的货币供给量超过商品流通的需要而产生的货币贬值的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包括:生产了不适销的产品、贷款期限过长、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支、商业信用广泛发展代替了部分银行信用、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以及地区之间信用不平衡等。所以,曾康霖教授据此认为,银行信用膨胀与现金形态通货膨胀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区别不仅表现在质和量上,同时还表现在时间、反映的内容以及作用的领域等方面。(质上的区别在于, 银行信用膨胀是指由贷款而提供的包括存款在内的货币供给量超过了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而产生的货币贬值现象, 通货膨胀是指流通中的现金超过商品流通需要的现金量而产生的货币贬值现象;量上的差别在于,银行信用膨胀的量表现为银行放款的周转额,通货膨胀的量表现为流通中的现金;时间上的差别在于,银行信用膨胀在前,通货膨胀在后;反映内容上的差别在于,银行信用膨胀既反映资金与生产资料的供求平衡状况,也反映收入与消费的供求平衡状况, 通货膨胀仅反映收入与消费资料的供求平衡状况;作用领域的差别在于, 信用膨胀作用于生产和消费资料领域, 通货膨胀仅作用于消费资料领域。)

  利率杠杆一定有效吗

  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存在通货膨胀,民间借贷利率很高,出现了负利率。

  从1992~1996年的大通胀,到2003~2004年和2007年的小规模通胀,三次通胀周期内都出现过持久的负利率。

  负利率的直接危害就是储蓄,为什么被称为老人税,就是这个原因。老人辛辛苦苦把积攒的钱放到银行,储蓄亏本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利益。

  所以,就有学者贸然认为,负利率会使货币持有者遭受损失,不利于储蓄增长,他们主张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或者放开利率,让利率市场化,真正反映资金供求,这是一个容易观察和理解的问题,不容置疑。

  但以利率杠杆遏制通货膨胀,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可以。

  曾康霖教授明确提出,货币贬值情况下,要使人们的购买力不致降低,可以通过增加人们的名义收入,或者货币收入不变下通过调整消费结构。对于后一种情况,虽然单位货币购买力降低了,但货币收入的组合购买力没有降低。

  近年来,在推出价格改革措施调整某些商品的价格致使物价水平上涨的同时,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增加人们的名义收入,就是为了保障总体购买力不致降低。利息构成人们的名义货币收入,但只是名义货币收入的一部分,人们的名义收入更多来源于薪酬、奖金和津贴等。通货膨胀的存在,负利率的产生要减少这部分的名义货币收入,但人们可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更多的名义货币收入,此时,很难说给货币持有者带来损失,不利于储蓄增长。

  此外,我国的利率水平能不能完全由货币供求决定,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他运用凯恩斯货币理论并结合分析我国现实条件,认为我国目前不具备利率市场化条件,如果放开利率,并让利率市场化,势必抬高整个利率水平,扩大开放资金分布差距,强化食利者阶层,还会扩大货币供给,不一定有利于通货膨胀治理。

  主张利用利率杠杆去遏制通货膨胀的人,其主导思想是 “货币多 —物价涨”。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绝不仅仅是由于“货币多”,还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如体制因素、政策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等。

  通货紧缩与M1变化

  同样地,通货紧缩也不仅仅是货币现象,还有非货币因素。曾康霖教授认为,通货紧缩与货币流通相关,与货币政策相关,与经济周期相关。

  规范通货紧缩概念,需要考察三种关系,即物价下跌与通货紧缩的关系、通货减少与货币供应变动的关系以及货币供给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将通货紧缩定义为:流通中作用于商品和劳动交换的货币减少,表现为商品和劳务价格的持续下跌。据此找到了判断是否存在通货紧缩的标准,即考察M1在货币供应量中的变化。

  按照这一标准,他研究认为,我国存不存在通货紧缩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调研分析,不能将多少个月物价低迷作为判断通货紧缩存在的依据。我国转轨时期物价一直处于低迷状况,他认为不仅有货币因素,还有经济因素、心理因素、消费结构变化和供给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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