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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失业与通货膨胀的菲利浦斯曲线

作者:张小军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和讯读书
  2015年初,来自欧亚经济联盟的消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面临通胀和失业双重压力。

  2015年1月,成员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升3.5%,同比则提高14.2%。同时,按照国际劳工组织(ILO)方法统计,成员国2015年1月失业率为5.6%。其中,亚美尼亚2014年第三季度末的失业率高达17.1%,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1月的失业率分别为5%和5.5%。可作参考的是,欧盟2014年12月失业率为9.9%,美国2015年1月失业率为5.7%。根据亚美尼亚劳动与社会事务部公布的数据,该国2014年全年失业率为17.9%。

  可以看出,失业与通货膨胀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

  菲利浦斯曲线(事实上, 菲利浦斯曲线有三种曲线方式: 一是“失业-工资”曲线, 表明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化率的关系;二是“失业-物价”曲线,表明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的关系;三是“产出-物价”曲线,表明经济增长率(用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表示)与物价上涨的关系。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1)斜率为负的菲利浦斯曲线,表明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交替关系;(2)附加预期的菲利浦斯曲线,表明考虑到通货膨胀预期,短期内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交替关系, 长期内不存在交替关系(这里的长期与短期, 不是一个时间概念, 而是一个经济概念。看通货膨胀预期是否能全部进入工资合同。如果不是, 就是短期;如果是, 就是长期);(3)斜率为正的菲利浦斯曲线,表明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并存, 即“滞胀”;(4)理性预期的菲利浦斯曲线, 表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 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都不存在交替关系。)是西方经济学研究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重要理论,曾康霖教授继承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了中国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互换关系、共生关系的学术思想。

  曾康霖认为,在较长时期内一定程度的失业总是存在的,中国的价格水平处于一个趋高的平台,尽管中国的通货膨胀仍然能够用西方经济学的 “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等去解释,但只要中国失业与通货膨胀的特殊性存在,则物价上涨成为一种趋势,在较长时间内难以回落。

  在中国的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高失业率与高通货膨胀率将并存,呈现正相关、共处共生关系,具有潜在性、隐蔽性和交错性。当二者由潜在转变为现实,隐蔽呈现为透明,交错集结为并发时,政府和社会成员就要面对现实做出最优选择。

  所以,他认为,中国失业与通货膨胀始终是政府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失业与通货膨胀互换关系

  早在2001年,曾康霖教授继承“失业-物价”菲利浦斯曲线表明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存在交替关系的理论,对中国现实条件下失业与通货膨胀二者互换的条件、机制及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2012年前后中国经济出现滞胀现象时,进一步强调“滞胀”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处理好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问题。

  曾康霖教授始终认为,治理失业与通货膨胀都需要社会成员付出代价。能付出多大的代价,需要考察社会成员对失业或对通货膨胀有多大承受力的问题。

  为此,曾康霖教授分析影响社会公众对公开失业承受力的因素,包括社会保障制度、自然失业率的状况、再就业的条件创造、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预期以及文化传统公众的社会意识。同时分析了影响社会公众对公开通货膨胀承受力的因素,包括名义收入增长程度、利息收入的取得程度、相关的资产价格的上涨程度等。

  互换运作机制中,有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是互换的操作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二是互换的选择是治理通货膨胀优先还是就业优先。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在处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关系时,只能采取渐进的缓冲的办法,逐步解决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同时,曾康霖教授也注意到2000年左右出现的失业与通货紧缩并存的现象,结合西方经济学分析,认为失业和通货紧缩具有同一性,不具有排他性。在治理通货紧缩的同时,就为增加就业创造了条件。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曾康霖教授注重借鉴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分析提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每年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被释放出来,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将就业优先作为选择原则,为此他建议在劳动收入提高、劳动素质增强、处理好技术进步与兼顾就业关系、优先发展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做好优先安排。

  关于互换效应评价分析,在考察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成本与收益后,曾康霖教授分析认为,评价它们的互换效应就是权衡他们存在的条件下,哪一种状况付出的成本较大。理想的状态是,在基本实现充分就业的条件下,保持适度的通货膨胀,即物价有所上涨,但上涨幅度控制在有利于市场导向的范围内和社会公众能够接受的程度上。

  通货膨胀的成本与效益

  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成本与收益是少有人研究的,曾康霖教授尖锐地指出了货币中性论所谓的“货币面纱论”表明的货币数量的变动只影响商品的绝对价格,不影响实质的经济变量,不适用我国经济社会现实。

  通货膨胀对经济和社会成本的影响有很多,包括:

  一是会加大社会公众对消费支出。

  二是会加重社会公众的税收负担。

  三是会减少债权人的税后实际收益,因为货币贬值会减轻债务人还本付息的负担,为弥补债权人损失,市场会调高利率,进一步增加融资成本。四是会对养老金收入者和租金收入者产生影响,带来生活困难,增加社会不安定,进而增加政府贴息成本。

  五是导致财富在不同国家、一国之内不同社会公众之间或代际之间转移。从一国之内不同公众来看,通货膨胀条件下,收入多的人将财富转移给收入少的人,老年人将财富转移给中青年人。从社会公众与政府的关系看,社会成员是债权人,政府是债务人,通货膨胀有利于政府,不利于社会公众,财富从社会公众手里转移到政府。从财富代际转移看,通货膨胀有利于下一代人,因为下一代人所承受的用来偿还债务的税收减轻了,这一代人持有的货币贬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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