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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亚投行挑战金融霸权

作者:张小军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和讯读书
  金融霸权有一种通俗的解读,美元作为国际货币,量化宽松后,可以流通到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内都通行,既可以换回资源,又有很多主导权。不能作为国际货币的货币,只能在国内流通,最终受国际货币压制。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倡议。2014年以来,中方牵头,多国积极响应,亚投行以极快的速度设立起来。

  为什么亚投行诞生后,很多人都称其极有可能与美元霸权主义相抗争?

  我们来看亚投行,因为它是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它能够改善整个亚洲的基础建设,打破各国之间的藩篱,形成新的地缘政治利益,甚至实现欧亚合纵和高度流动性的人民币经济圈。

  亚投行是展示中国金融力量的机构,借助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足以挑战美国经济圈,在全新的国际政经格局态势之下,美国不得不割让长期独占的金融霸权。

  如今,亚投行已经吸引了七国集团中的英、德、法、意四国,随后,申请的名单越来越长,韩国、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巴西、埃及、芬兰、俄罗斯……

  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已占四席: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 G20国家中已占13席: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土耳其、韩国、巴西、俄罗斯。

  亚投行出现后,长期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将会被冲击。实际上,冲击已经开始了,首先就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暗示,今后不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人民币很可能作为结汇货币,就意味着未来将成为储备货币之一,成为一个主导的货币。这对美元霸权主义来说是一个挑战。

  曾康霖教授早年对金融霸权主义有过很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国际金融制度需要改革,务必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尽力所能及的义务,享应当拥有的权利,义务与权利应当是对等的。

  对“三个主义”的批判

  金融领域存在着 “三个主义”:金融自由主义、金融霸权主义和金融恐怖主义。

  金融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防范金融风险弊大于利。金融霸权主义会制造风险、转嫁风险,危机全球安定的问题。对付金融恐怖主义,应当有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而舆论导向也是重要的。

  舆论导向指人们要理智地对待金融恐怖主义制造的事端,重申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中。既要注重金融安全,又要反对金融霸权,必须抑制美元泛滥;另一个更深为入的一个问题是,必须缩小贫富差距,弱化利益集团及其相互博弈,实现群体之间的利益制衡。

  当前,学界主要是针对金融机构的运作来讲金融安全,比如金融信息被别人掌握,不利于自主竞争;别人参股、控股商业银行做出不利于发展我国民族经济的决定;利率、汇率和其他金融产品的价格受到别人的操作冲击,不利于资金流动等。

  具体到这些影响金融安全因素的认识上,曾康霖教授有独到的见解。

  首先是金融信息被别人掌握的问题。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包括金融信息)是容易被别人掌握的。一方面人们能够通过互联网收集、整理、加工、转让;另一方面,有关国际组织要求有关国家定期如实报告;此外,现在国内外不少机构(包括金融组织)专门在研究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完全隔离信息。但是,每一个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也必然在公开、公正、透明信息方面有所保留、有所防范,国外如此,我国也不例外。目前,银行信息系统值得注意的安全问题包括银行信息系统建设与维护依赖国外公司、金融电子信息的安全和保密存在一定风险和银行数据中心的建设与管理存在信息安全隐患。

  其次,对于别人参股、控股以后是否做出不利决定的问题,这要看他人拥有多少话语权。按照我国现阶段的政策,战略投资者的话语权是有限的,同时别人来我国本就是想占领或部分占领中国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的发展要靠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其中也包括中国的民族经济,所以做出限制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决定对他们自己也没有好处。

  另外,曾康霖教授严正指出:当前主要限制我国民族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在于金融运作,更不在于引进战略投资者,而在于技术,特别是尖端技术由谁来掌握、推进。在我国现阶段一些领域外资经济占据了优势,都是它们来掌握和控制现金技术和监督技术。

  利率、汇率和其他金融商品的价格是否被别人操纵、冲击的问题,主要取决于经济、金融实力和政治博弈。我国是经济大国,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经济金融实力已经增大、正在增强,加上对经济、金融的强有力的调控和干预,别人想在资金和金融商品上做文章,是不容易的。

  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改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引起了国内社会各界的关注,在当时,不少人认为国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将威胁我国金融安全,有学者提出“根据外资金融机构常用策略,可以模拟出它们在中国本土攻城策略的基本路线图”。

  针对以上观点,曾康霖教授结合匈牙利、新西兰、卢森堡、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的经验认为,这样的基本路线图只是可能性,没有必然性,引进战略投资者不会影响金融安全,并主张在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条件下,金融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因,而不主要是内因。

  因此,讨论引进战略投资者会不会影响金融安全,必须关注世界经济的格局、经济周期的变动和我国的开放度。进一步说,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否影响金融安全,要研究外资金融机构对宏观经济、信贷供给、就业创造、金融服务水平、市场与竞争的垄断程度的影响等。

  需要什么样的国际金融秩序

  发达国家特别是大国,在稳定国际金融秩序,维护国际金融安全方面,要尽更多的义务,承担更重要的责任,特别是在维持国际货币汇率的稳定方面,更应如此。

  在汇率机制方面,我们需要反对“美元霸权”。

  曾康霖教授对于国际金融制度的维护,有很全面的分析。他认为,除了上述几个要素之外,在资本的流进流出上都要权衡收益与成本。这种权衡主要是回报率,直接体现在汇率和利率的变动上。

  汇率和利率有名义与实际之分。名义汇率和利率主要决定于货币当局的调控,但实际汇率和利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各国政府不仅要稳定汇率,还要从协调汇率与利率关系中,引导资本流动,特别要防止资本逆向流动。

  此外,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是必要的,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必然建立在健全国内金融制度、加强国家金融监管的基础上。

  国内外金融监管,及时掌握信息,提高技术水平更是必要的,关键在于信息和执行力,即各国政府要齐心协力,真实“兑现”,不能“弄虚作假”。还有就是开放资本市场,但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应当是有序的、渐进的,国际资本流动是不能组织的,但是能够管理的,对短期资本的流动,可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采取征税、保证性储存以及规定国内机构的国外负债率等措施去管理。

  金融的基础是经济,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防范和克服金融危机,重要在于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各国都要调整经济机构、扩大内需,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要靠发展经济去弥补,不应把危机带来的损失转嫁到国内外老百姓的身上。

  曾康霖教授强调,金融安全是个有多重意义的复合型概念,有着丰富且深刻的内涵,包括防范金融风险、金融危机;防范金融领域的盗窃、诈骗、贪污、挪用;杜绝金融工作岗位上的失职行为;反逃汇和非法套汇,反特别地,曾康霖教授认为,所谓国家的金融安全,简单地说,就是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导致国家政权的稳定受到威胁。第一,物价涨跌影响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影响民心;第二,资产价值高低关系着政权的经济基础。货币贬值是对资产的掠夺,威胁着一国的政权安全;第三,市场由谁占领,关系着经济生活的正常和稳定。如果市场被投机者操纵,则可能带来混乱;第四,外汇汇率的变动,影响财政的清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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