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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金融格局七大预判

作者:张小军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和讯读书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们关注的是金融机构会不会进一步国有化,公司治理结构会不会起变化,金融机构的经营、盈利模式会不会改变,混业经营还可不可取,金融创新还搞不搞,金融监管怎么加强,怎样看待虚拟经济。

  曾康霖教授提出,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不只是对成员国进行监督、协调、融资,而且包括具体地帮助成员国有关部门(主要是财政、金融部门)提高管理水平和操作能力;要考察“发展中国家依附于大的信用板块的局面能否改变”;同时,“既要合作,又要反对霸权”,也就是要密切关注世界金融格局的变化。

  金融格局变化中的永恒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曾康霖教授写了《析世界金融格局变化中永恒的主题》一文,内文对金融格局已有详尽的论述。

  对于金融机构会不会进一步国有化、由政府主宰,强化政府干预的问题。曾康霖教授认同因为自由经济理论还在起主导作用,国有化时暂时的,私有化是长久的,危机过后会重新私有化的观点,并认为西方国家政府出资救助金融机构是权宜之计,是不能不采取的措施,危机过后仍然会私有化,但私有化在变化,不排除垄断集团掌握、半私有化和准私有化。

  对于公司治理结构会不会变化的问题,他认为危机给股东们提出如何改变内部人控制的局面,如何改变股东缺位的局面;对于金融机构的经营、盈利模式会不会改变问题,认为美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在起变化,但是追求最大利润的目标理念未改变。

  对于混业经营的模式会不会改变,曾康霖教授主张将分业混业模式结合,分业模式、混业模式不是生命力所在,重要的在于雄厚的资本、崇高的信誉、优良的服务,结合的好处在于既可以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又有广阔的融资渠道;证券业是要发展的,证券投资相对于银行融资来说,最大的特点是:交易对象的标准性,投资选择的自主性,存在风险的可分散性,市场操作的规范性;证券业在金融领域中的角色是银行业不能完全取代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进入、退出机制、回报机制。

  是否继续深入金融创新的问题。金融创新是必要的,关键在于控制总量、信息透明、规范运作。

  金融监管的问题。监管不能只是照章办事,以规章制度为准绳,事后考量。监管要及时掌握信息,发现问题,找准切入点,防患于未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是难以测定的;非系统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可以大致测定。金融监管部门要有比较分析,要比较、考察风险的历史变化。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双降”只是其中之一,同时要站在社会的角度、更宏观的角度去评价金融业的利弊。

  值得重点指出的是,曾康霖教授对虚拟经济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虚拟经济实际上是经济活动的转化过程,即原有的经济活动主体、客体或二者间的联系转化为新的主体、客体或二者间的联系,从而也就形成了新的经济活动。他认为“把这类经济活动从经济学上概括为‘虚拟经济’或 ‘虚物经济’,是不正确的,缺乏科学性”。

  虚拟资本存在的前提是生息资本,它把资本自行增值的观念牢固地树立起来了,进而总结出“马克思提出虚拟资本的目的是要指出一种假象,一种虚幻,一种思想方法上的错乱。”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认为所谓的“虚拟经济”应该叫作“权益经济”。他还特别强调了不能把网络经济和虚拟经济混同。网络经济是通过系统现实地提供信息的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存在为虚拟经济的产生、发展创造了条件。

  总体而言,第一,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虚拟经济发展过度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不能说虚拟经济已经过度,不能不发展虚拟经济,问题是怎么规范发展、有序发展、健康发展。第二,把握虚拟经济发展的度,就在于把握资产证券化的度。第三,虚拟经济有它特殊的运动规律,虚拟经济能够独立于实体经济运动。第四,虚拟经济也不能同泡沫经济画等号,泡沫经济是经济运行中产生的一种经济现象而不是经济活动方式,它一般通过市场价格的急剧涨跌表现出来,虚拟经济运行中可能存在泡沫经济,但不能说必然存在泡沫经济。

  另外,曾康霖教授认为在当代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下,金融衍生商品交易、电子货币和网络银行是值得关注的虚拟经济领域。以上论述形成了对虚拟经济一套完整的、更为科学、合理的解释。

  金融监管七点思考

  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学者和金融实践者都在反思一个问题,即通过金融监管规避金融风险,阻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于金融监管的问题,曾康霖教授从七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其一,就国家幅员与监管的关系,大国的监管要有集中的权威部门,要有比较雄厚的监管力量,要能迅速掌握信息。

  其二,混业经营不一定就要统一监管,混业中有分业,分业中有自律。通过金融控股公司监管,金融控股公司既起监管作用又起协调作用。

  其三,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不存在金融监管服从于或服务于货币政策,也不存在货币政策服务于或服从于金融监管,但是它们要相互配合,减轻货币政策的力度要有增强金融监管力度的配合,增强货币政策的力度要有减轻金融监管力度的配合。

  其四,监管的制度安排要考虑分离成本。

  其五,监管是政府行为。从理论上说,依法监管,按章办事,统一规范,在法规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宽严之分,但在执行过程中,在行为的选择上有宽严之分。

  其六,金融监管中道德风险的表现。

  其七,要不要兴办民营银行取决于风险由谁来承担,私人资本是否具有自我承担风险的能力,兴办民营银行要慎之又慎,但不能不允许试点。

  美元仍是国际货币

  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美国引发,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世界金融格局在变化,但在这瞬息万变中,有一些主题是永恒的。

  从美国方面看,一方面,美国经济下降,但是美国国力仍然强盛,其经济、社会没有改变的是:第一,美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变,仍然热衷于发展科技、军工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二,美国的消费模式照旧,改不了理念,改不了习惯;第三,市场经济体系虽然受到冲击,但仍然在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一时难以改变。第一,传统和习惯势力仍在发挥作用;第二,人们的普遍接受性未弱化;第三,美国经济的实力还未削弱;第四;主要采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支付手段的国家要改变这种局面,还需要时间做组织上、思想上、技术上的准备。

  美国模式不是唯一

  曾康霖教授在《吸取全球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一文中提出:美国模式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佳选择。而是否是一种好模式的评价标准主要在于“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是决定性因素;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提高,这是根本性因素;是否适合本国国情,包括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政治制度等,这是先决性条件。

  曾康霖教授还主张:金融危机带来了利益格局的调整。现在要下决心扩大内需,同时下定决心缩小收入差距。怎么缩小?原来提出:限制高收入阶层;扩大中产阶层;提高贫困阶层收入。而现在就是要下决心去“限制”“扩大”“提高”。比如对高收入阶层要征财产税。只有下决心在这六个字上做文章,才能扩大内需。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没有变,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没有变,面对金融危机要解决好两个问题——对外怎样使我国的外在资产不致贬值和保值安全;对内怎样安排好1.2亿农民工就业。

  中国未来怎么做

  从我国看,就世界范围而言,发展中国家依附于大的信用板块的局面将会持续。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了三个信用板块,即美元、日元和欧元,这三个板块的变化对国际金融秩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这三个板块存在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依附于大的信用板块,但稳定汇率的责任几乎完全落在发展中国家的头上,被依附国几乎不承担任何义务。

  曾康霖教授提出:

  其一,实行浮动汇率制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世界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深化的产物;发达国家特别是大国应当更多地承担稳定汇率的责任。

  其二,各国都要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要靠发展经济去弥补,不应把危机带来的损失转嫁到国内外老百姓的身上。

  其三,既要坚持开放,又要反对霸权。在对外开放中要从制约美元供给,不能使美元泛滥为切入点反对美国经济、金融霸权,我们需要增强国力,把经济与政治、金融风险、危机与监管军事力量联系起来;我们需要在科学技术上创新,既要掌握和运用尖端科学技术,又要掌握和运用实用科学技术;我们需要在制度上创新,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让市场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我们需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系统,防范内部可能发生的经济、金融风险,有效地抵制外部传导来的经济、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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