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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管住“规模”和“投放”?

作者:张小军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和讯读书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对金融宏观调控的认识便是控制信贷规模和现金投放,管住“规模”和“投放”便认为金融宏观调控卓有成效;反之,则效果不佳。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控应当是对经济变量的制约,经济变量处于动态之中,有变动才需要调控,没有变动是既定的目标就不需要调控。

  我们从曾康霖教授的解释中更能清晰地认清这个问题,对信贷规模的控制是为了控制货币供给,最终避免物价过分上涨,物价又与实际利率、汇率呈反向变动关系。也就是说,即使控制住了物价,也难以控制利率、汇率。

  因此,金融宏观调控的对象仅以控制信贷规模是不够的,还必须综合考虑物价、利率、汇率、外汇收支的变动。所以说,调控什么、不调控什么,谁来调控,调控谁,这些都是认清金融宏观调控的必要要素。

  释义金融宏观调控

  西方有一句谚语:“只要教会猴子需求与供给,猴子也能成为经济学家。”说的意思就是经济本来就是供给等于需求,如果不等就要做宏观调控。

  那么,从概念上来说,金融宏观调控是什么?它是国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金融市场,保证金融体系稳定运行,实现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它在一国宏观经济政策中居于十分重要地位。

  以曾康霖教授的观点,研究金融宏观调控,应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系统,考察金融宏观调控问题,需要考察调控的主体、客体、对象、环境、形势和手段。

  一般而言,金融宏观调控的主体大多是一国政府的货币管理当局,多指中央银行。我国的金融宏观调控呈现主体多元化、分散化特征。具体来说,金融宏观调控的主体不仅有中央银行,各专业银行、财政部门也有金融宏观调控的职能,这表现为调控主体的多元化。

  “仅就中央银行系统而言,我国各省有中央银行一级分行,各地区有中央银行二级分行,各县有中央银行县支行,‘一个系统四个层次’,这在国外是少有的。”这又表现为调控主体的分散化。

  政府对中央银行制定、执行政策的影响程度反映了中央银行的实质自主性。中央银行不仅要有形式上的独立,而且要有实质上的自主。中央银行是政府的银行,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政府,它要创造信用供给货币,货币供给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是其他政府部门没有的,从这点上说“它是一个绝妙的业务部门”。

  曾康霖教授认为,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实施金融宏观调控的前提。中央银行要树立领导地位,特别是精神上的领导地位,改变“被调控对象不够尊重中央银行的管理,对中央银行采取和将要采取的措施反应不敏捷”等问题。

  金融调控主体多元化、分散化难以增强调控的力度,还会因为互相推诿形成调控的阻力。因为“多元化往往导致部门化,有关部门都会强调各自的困难和利益,而分散化又往往导致地方化,各地区都会根据本地区的利益做出选择和解释”。

  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要树立中央银行的权威,调控权垄断、集中。上收各级行政区划相应设置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权限,改变各地央行着力经营或变相经营各自营利性经济组织等问题。

  金融宏观调控的客体说的是那些从事经营货币资金的金融企业。

  而在我国呈现二元化特征,即调控的客体既有金融企业,也有生产经营物质产品的工商企业,且二者在金融调控机制中又处于不对等的位置。

  调控客体二元性和不对等特征,往往产生 “转嫁调控效应”。“比如中央银行要经营货币资金的专业银行收回贷款不突破信贷规模,于是专业银行便‘硬宰’企业的存款收回贷款;再如中央银行或上级行要经营货币资金的专业银行及时清算会差,当头寸紧时就压票拖延清算。”转嫁调控效应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甚至产生调控的“负效应”。

  金融企业和工商企业要成为真正的金融宏观调控的客体,必须建立和健全利益约束机制。只有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金融调控客体才能自觉地扩大或收缩信贷规模,而不是中央银行要他们控制或收缩信贷规模,通过利益约束机制来出发企业的自动调节行为。

  辩证看“规模控制”

  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一段时期内,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就是规模控

  制。经济学者对规模控制的有效性褒贬不一。如何看待“规模控制”?曾康霖教授用辩证思维做了分析。从有利方面来看,它能够控制住货币

  供给量,能集中财力,用于重点建设,能控制住基本建设规模,防止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能够有效调节地区资金分布,简便易行,易于监督。

  但也有弊的方面。规模控制难以控制流量,同时又依赖于人的主观决策,容易引发滥用职权,此外,资金配置效率难以得到保障,商业银行其他资产业务可以突破规模限制。

  因此,我们看到,尽管规模控制短期内在特定时空条件下难以取消,仍有存在的必要,但必须要改善。曾康霖教授建议,我们应该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年度信贷计划规模一经确定,不得轻易调整,总行对全年信贷规模全年一次亮底,一次分配下达;

  ●只要年末归位,允许在各季度之间,各专业银行之间调剂使用;

  ●归口管理,信贷规模计划由中央银行一条线上报下达;

  ●允许当年未用完的规模下年继续使用。

  这四条改善的措施能够对规模控制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些都是曾康霖教授早年提出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不宜调控现金投放

  在政策实践中,现金投放是金融宏观调控最主要的对象之一。根据凯尔斯理论,现金需求有三大动机:交易、预防、投机。

  人们以什么形式持有货币取决于持有这种形式货币的机会成本和效率,如果持有预防、投机动机的货币的机会成本和效率更高,那么交易性货币需求就会减少,直接参与价值创造的货币也就会减少。

  换言之,现金需求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同时,“现金投放是不可计划的、难以预测的。不可计划难以预测的东西,怎么能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的对象呢?”因此,现金投放不宜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的对象。

  金融资产流动性

  根据 “金融深化 ”理论,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存在着 “互补效应 ”和“互替效应”,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之间互为消长。

  金融宏观调控能够有效作用于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互相补充或互相替代的前提就是要能流动,且流动性越强被调控的可能性越大。

  1.判断形势一:计算总供给与总需求

  在运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协调状况去判断金融宏观调控的形势时,人们通常以GNP的增长速度与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社会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相比较,来判断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否平衡。

  因此,在变量计算时,应科学算账。

  曾康霖教授提出,按最终产品统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时,除最终用于消费的需求外,还应该考虑很大一块生产性的最终消费需求。如果仅用社会零售总额统计总供给,实际上不能完全代表购买力和商品的可供量。

  2.判断形势二:问问“钱到哪里去了?”

  钱是金融宏观调控的媒介。信用货币流通条件下,钱都是银行创造的,如果存款仅在不同的银行、不同的地区间转移,中央银行仍然可以通过金融宏观调控作用于这部分存款。

  换言之,只要钱还在银行体系内,央行就能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如果银行创造的钱,流出银行体系之外,主要转化成了“发了财的人”的收入,而非再生产流通资金,“我可以说这部分钱,是难以通过金融宏观调控的。”因此,曾康霖教授提出观察金融宏观调控形势应分析“钱到哪里去了”。

  关于央行铸币税与财政赤字

  货币铸币税作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对 GDP 调控效果明显。

  曾康霖教授认为,在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铸币税是指铸造货币所得收益。在信用货币制度下,铸币税是央行通过货币供给所形成的货币购买力,其数额为增发的现钞和金融机构在央行增加的存款。货币发行收入表现为央行提供基础货币所取得的利息,主要包括对商业银行贷款、购买国债、拥有外汇资产所得到的利息。中央银行利润则指央行货币发行收入扣除使用过程中的费用,如印刷钞票的成本、使用钞票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等,即货币发行的净收益。

  一般而言,对央行的货币需求考察有四个维度:一是政府即财政;二是商业银行;三是居民;四是非居民。曾康霖教授说,财政或政府对央行货币供给的需求,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二是财政直接或间接向央行发行国债;三是财政征税,纳税者通过商业银行将在央行的存款转入金库。

  商业银行对央行的货币需求,主要是寻求基础货币支撑,派生存款,维持业务正常运转;居民部门对央行货币的需求,主要是满足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的需求;非居民部门对央行货币的需求,则主要是结售汇需求,以满足企业生产经营。

  在信用制度下,铸币税可以理解为中央银行通过货币供给取得的货币使用权,其规模为基础货币的供给。那么,在“财政发债,银行购买”这种模式下,商业银行购买国债后,减少自己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增加财政在央行的存款,一方面基础货币的减少,另一方是财政金库存款的增加,财政在央行的净债权增加,财政通过中央银行供给货币取得货币的使用权,用以弥补财政赤字。这里,中央银行向财政让渡了铸币税收入,不可避免形成以铸币税来弥补财政赤字的状况。

  曾康霖教授提出,考察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选择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需要把握两个承受力:一是社会公众的通货膨胀承受力,这取决于社会公众名义收入、利息收入、持有的资产价格上涨程度等综合收入水平高低。综合收入水平高,对通胀的承受力大,对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的承受度也就高;反之,则较低。二是国家综合负债承受力,这取决于国家的内外债水平、国有银行坏账状况、社会保障的补贴支出等。内外债负担重、国有银行坏账比例高、社会保障补贴支出多,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的承受度低;反之,则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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