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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中国货币超发之谜

作者:张小军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和讯读书
  货币超发问题是始终困扰中国政策当局和理论研究者的一个现实和理论问题。

  1993年,罗纳德·麦金农在《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第二版)》一书中将长期以来中国货币供给增长超过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之和的这部分货币,称为“迷失货币”,之后的研究者将这种转型经济中的货币迷失称为“中国超额货币之谜”,并为合理解释这一现象提出了若干理论假说。

  中国到底存不存在货币超发

  先来看几个货币供应量的指标(以2015年上半年金融数据为例)。

  M0为5.86万亿元,同比增长2.9%,这是流通中的货币,这项数据显示的是央行直接发行的货币总量。

  M1余额35.61万亿元,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末低0.4个百分点,比

  2014年末高1.1个百分点,这是狭义货币,是M0加上企业的活期存款。

  M2是指广义货币,2015年上半年余额133.34万亿元,同比增长11.8%,增速比上月末高1.0个百分点,比2014年末低0.4个百分点。M2数据是M1加上企业定期存款、个人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

  称中国存在货币超发的分析人士,是以M2高企做出评判标准的,就像常有分析人士称,中国存在货币超发,因为M2规模超过美国等国家,但实际上,由于各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不同,统计口径也不同。中国主要依靠银行存款,居民投资金融资产标的也主要是银行存款,而欧美国家主要是中长期融资,主要依靠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居民投资同样为股票和债券。

  因此,如同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所说,货币超发的说法是以西方(主要是美国)标准来做衡量,但两国国情、统计口径均不一样,判断货币超不超发应该看物价、GDP和就业数据,这是因为货币政策本质上是CPI和经济增长、就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只要物价、CPI没有涨幅很大,就不能说货币超发。

  曾康霖教授对中国金融运行中的货币超发问题的关注比较早,他曾对 “如何从宏观角度来测量货币的多与少”的问题进行详细解答,并在1993年发表的《怎样看待我国宏观金融调控》文章中,明确提出从货币资金角度,观察金融宏观调控形势,主要应当分析“钱到哪里去了”。

  如何判断货币超发

  1997年,曾康霖教授在《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要讨论怎样才算适度》一文中,通过对1986—1995年十年间中国M2增长与GNP平均增速比较,发现货币供给增长超过GNP16.81个百分点,并尝试从四个方面对这一现象成因提供解释:

  1.费雪方程式中经济增长与货币供给增长计量存在时空距离论

  费雪方程式作为研究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基本框架,被广泛用于货币数量论的研究,并作为宏观货币政策制定的依据。费雪方程式表示如下:

  M·V=P·Y

  方程式左边代表总需求,M表示货币供给增长,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方程式右边代表总供给,P代表物价上涨,Y代表总产出。

  传统研究认为货币流通速度在一定时期内是个相对稳定的变量,因此,方程平衡应该表现为货币供给的增速等于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之和。

  曾康霖教授提出基于这种方法研究,货币供给和经济增长的数据计量上既有空间距离,也有时间距离。

  从空间说,商品总量增加,服务于商品交易的货币大大超过物质产品生产流通范围,而经济增长量基本上是以物质产品生产、流通量计量的。而当年物质产品生产、流通的社会产品量小于进入市场作为商品交易的社会产品量。

  换言之,这样计算出来的货币供给量增长幅度自然大于经济增长幅度;从时间说,货币供给量是存量,以存量计量的增长不仅反映当年,也反映历年增长的累积。GNP是流量,以流量计量的增长只反映当年的经济活动。这样计算出来的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相比,自然有“夸大”因素。

  2.货币资产的累积论

  随着人们收入增长,在人们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M/P)上升情况下,会使人们消费增加,储蓄减少。但由于消费倾向递减,消费增加的同时,储蓄又有更多的增加,最终人们选择货币作为资产持有日益增加,这种货币资产的累积,不得不发行更多的货币才能满足经济运行需求。

  3.预付货币推动论

  货币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媒介,在商品进入流通的前后都存在银行预付货币的需求。如果在进入流通前预付,意味着流通中还没有现实的商品与预付的货币相对应。这表明:商品还没生产出来,银行就把货币预付给企业家,企业家把预付货币作为资本从事生产。预付货币的存在也客观上加大了当期货币供给与当期社会产出的距离。

  4.货币流通速度减慢论

  曾康霖教授认为考察货币流通速度需要针对不同货币职能。随着科技进步和银行清算制度发展,作为交易手段的货币流通速度具有加快趋势。但是,作为贮藏手段的货币流通速度则有减慢趋势。在人们更多选择货币作为资产持有的状况下,总体货币流通速度减缓,导致货币供给量更多地增加。

  在考察M1增速能否实现低于经济增长与物价增长之和问题时,曾康霖教授提出要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四项条件:

  (1)企业生产流通状态。如果企业经济运转正常,资金运用加快,有条件以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M1不仅不增加,还可能减少。

  (2)银行的收贷状况。银行货币供给增加一般先形成M1,如果银行能够按时收贷,M1相应减少,否则难以减少。

  (3)税收的征管。企业按章纳税,M1减少,偷税漏税责则不会减少。

  (4)盈利状况和积累水平,盈利水平高,积累多,M1向准货币转化得多。

  货币超发研究需关注货币层次

  对费雪方程式的数量化研究必须重视用哪一层次的货币指标,需关注哪一层次货币供给与GNP密切相关。

  曾康霖教授提出,“作为媒介的货币”是指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M1的增

  长是与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相适应的,不存在超额供给问题。真正超额供给的是作为资产或“作为贮藏的货币”即准货币。在商品货币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财富的持有呈现日益债权化趋势。按照凯恩斯货币理论,人们对货币的需求有交易动机、投机动机和贮藏动机。

  曾康霖教授提出,上述三类需求中 “投机可理解为 ‘投资’,而投资离不开交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际上人们对货币需求只有两类:即作为交易的货币需求和作为贮藏的货币需求。

  他认为,这两类货币需求的性质不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不同。交易性货币需求作用于商品的交易,流动性强,直接形成购买力,对物价和当期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但相对稳定,缺乏弹性。

  贮藏性货币需求作用于价值的保存,流动性弱,直接形成人们的资产,对物价和当期经济没有重要影响,但相对不稳定,富有弹性。在西方经典货币数量论中,主要考察交易性货币需求与物价、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作为宏观调控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

  银行的两类基本货币供给思想

  在信用经济条件下,人们持有的货币都是银行创造供给的。按其流动性强弱划分为M1、M2两种形式。M1承担商品交易职能,M2中扣除M1部分称为“准货币”,准货币履行贮藏手段的职能。

  在满足一定条件下,M1和准货币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曾康霖教授提出影响两者之间相互转化的四项因素:其一,收入水平。收入提高,储蓄增加,准货币增加,反之则减少。其二,利率变动。利率升高,投资减少,储蓄增加,准货币增加;反之则减少。其三,资产选择倾向。资产选择倾向“盈利”和“安全”,准货币增加。其四,支付需求。支付需求扩大,M1增加,准货币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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